核心责任方：俄罗斯联邦及其领导层 1. 发动全面入侵的最终决定权： 这是最直接、最无可推卸的责任。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无论其提出的理由是什么——如“去纳粹化”、“阻止北约东扩”——对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全面军事行动，导致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城市被毁、数十万人伤亡，这一行动的根本责任在于克里姆林宫。 2. 对国际法与秩序的破坏： 俄罗斯的行为粗暴践踏了《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即禁止侵略战争和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此举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一个大国可以凭借其认为的“历史错误”或“安全关切”而武力重塑邻国边界。2014年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和煽动乌东分裂主义战争，是这一系列行动的前奏。 3. 历史观与帝国思维： 普京及其支持者所宣扬的“历史俄罗斯”观念，否认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与历史真实性。这种基于帝国怀旧（如对沙俄帝国、苏联的怀念）的意识形态，为侵略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核心是将乌克兰视为势力范围而非平等伙伴，拒绝接受乌克兰自主选择其未来（包括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权利。 结构性责任方：北约与西方的战略误判 1. 北约的持续东扩： 这是俄罗斯为其行动辩护的核心理由。冷战结束后，尽管有对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的“不东扩”口头承诺存在争议，但北约确实进行了多轮东扩，将前华约国家乃至苏联加盟共和国纳入其中。从俄罗斯的视角看，这是一个敌对军事联盟直逼家门口的战略挤压，严重侵蚀了其战略缓冲地带和安全空间。西方忽视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即使在其衰弱时期，对地缘政治“底线”的敏感度和强烈反应。 2. 西方政策的一致性缺失与挑衅言行： 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北约发出模糊信号，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未来将成为成员国”，此举既激怒了俄罗斯，又未给乌格两国提供实质性的安全保障，将乌克兰置于一个危险的“灰色地带”。此外，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推动民主输出时，有时方式过于激进，被俄罗斯宣传机器描绘为旨在颠覆其政权的“颜色革命”，进一步加深了敌意。 催化责任方：乌克兰内部的复杂因素 1. 国内长期的腐败与治理失败： 苏联解体后独立以来的乌克兰，长期被寡头政治、经济停滞和严重腐败所困扰。这导致了国家凝聚力不足、社会撕裂，并为外部干预（包括俄罗斯的渗透和影响）提供了土壤。东西部在历史、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被国内政治力量和外部势力利用，加剧了内部分裂。 2. 2014年后的激进民族主义： 在2014年广场革命后，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是对亚努科维奇亲俄政策的反弹以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自然反应。然而，部分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和“去共产主义化”法律中某些过于激进的内容，被俄罗斯有效地放大和利用，作为其“保护俄语居民”和“去纳粹化”口实的“证据”，尽管这远非乌克兰社会的全貌。 历史与体系性责任：更深层次的根源 1. 冷战的未完成和解： 苏联的解体并未带来真正的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未能完全接纳后冷战时代的欧洲安全秩序，而西方也未能成功将俄罗斯整合为一个真正的伙伴。双方陷入了“安全困境”：一方的防御性措施被另一方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对抗升级的恶性循环。 2. 失败的外交与信任缺失： 《明斯克协议》签署后多年未能有效执行，各方（俄、乌、德、法）相互指责对方缺乏诚意。这表明，在危机最终爆发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努力已经实质性失败。长期的互信缺失使得任何妥协方案都难以达成。 结论 总结而言，责任的权重是分层的： · 首要和直接责任在于俄罗斯，它选择了最极端、最不人道的战争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 · 北约与西方负有重要的间接和结构性责任，其战略选择（无论初衷如何）客观上激化并提供了俄罗斯用于开战的理由。 · 乌克兰内部问题是战争的催化劑，而非根本原因。 · 更深层次的历史积怨与失败的国际安全架构则是这场悲剧的宏大背景。 最终，这场战争没有赢家。最大的承担者是乌克兰人民，他们失去了家园、亲人和对未来和平的期望。厘清责任不是为了简单地分配罪责，而是为了理解这场复杂悲剧的根源，从而为未来可能的和平谈判与欧洲安全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基于现实的反思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