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潜伏台湾42年的地下党员,成功回到了大陆。不久后,他拿着一份发黄的名单找到组织,声音哽咽地说:“我叫谢汉光,我终于回来了,我没有对不起组织…” 谢汉光是一位在台湾潜伏了42年的地下党员。 他离开的那年是1946年。 那时的他刚结婚不到十天,新婚的喜气还没散去,就收到了组织命令:前往台湾,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妻子还在为他缝衣角,缝到一半,他握着她的手说:“也许几年我不回来,你就另嫁吧。” 妻子抬起头,只说了五个字:“我等你回来。” 那时候,台湾局势紧张。 谢汉光以“农技员”的身份进入岛内,一边在学校教书,一边秘密联络同志、传递情报。 夜里他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抄写着一份份名单、暗号和线路。 那些看似平静的日子,其实是踩在刀刃上过的。 他常对自己说:“活着一天,就要替组织多干一点。”可命运很快就掀翻了所有的安排。 1949年,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叛变。 一夜之间,大批同志被捕、被杀,整个地下组织崩塌。 谢汉光也在被通缉名单上。 那天,他刚好从高雄回台中,听到风声后连夜销毁了资料,连鞋都没穿好,就钻进山里。 那一躲,就是一年多。 他靠啃野果、喝雨水、吃树皮活命。风停雨住时,他用树枝在泥地上写下活着,提醒自己不能死。 后来,风声稍缓,他才从山里出来,来到苗栗一个小山村。 他谎称自己是国民党逃兵,被好心的村长收留。 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叶依奎。 白天帮人种地、修房子,晚上一个人坐在破屋里对着黑暗发呆。 村里人都觉得他老实,劝他成个家,但他总摇头。 没人知道,他心里早有一个家,一个人,一句话:“我会等你回来。” 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连大陆的广播都听不到。 谢汉光不知道战争结束了,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 他只知道,自己不能暴露身份,因为暴露,就等于组织再也找不到他。 他种地、教小孩识字,活得像个普通农民,但内心那根弦从未松过。 他守着秘密,也守着信念,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山村的孩子一批又一批长大,他却从青年变成了老人。 直到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探亲,谢汉光才第一次感到,也许自己真的可以回家了。 他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先通过香港的旧渠道联系上了大陆党史部门。 等身份确认后,他才买了一张机票,带着那张缝在棉衣里的名单,登上了回家的飞机。 那天,他在广东老家的门口停了很久。 门上的木漆早已斑驳,屋前的老槐树长得比他记忆里高了一倍。 他推开门,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两人都愣住了。 那一刻,时间仿佛倒退了几十年,女人哭着说:“你终于回来了。” 谢汉光也哭了,哽咽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原以为妻子早已另嫁,没想到她仍守着那座老屋。 更意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妻子对那人说:“快,叫爸爸。” 那人愣了一下,眼里有泪,谢汉光一时反应不过来。 妻子轻声说:“你走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把儿子养大了,还帮你带孙子。” 谢汉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妻子嚎啕大哭。 那一刻,他等的不是组织的嘉奖,而是家人的一句“你回来了”。 后来,组织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并确认他在台湾潜伏期间从未暴露身份。 那张他藏了几十年的名单,也成了研究台湾地下党最珍贵的史料。 但谢汉光再没提过“功劳”两个字,别人问他这一生值不值,他只淡淡地说:“我只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2002年,他在老家去世。弥留之际,他对儿子说:“我终于能安心睡了。” 墓碑上刻着八个字:一生为信仰,无悔此生。 谢汉光的故事,其实并不孤单。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默默坚守,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他们的信仰不喧嚣、不张扬,却比任何口号都坚定。 他们用生命回答了什么叫信仰,就是哪怕黑暗漫长,也要相信光会到来。



用户16xxx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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