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毛主席是极其反对这种思想的，“事事都依靠人家，哪来的独立自主！”这种思想，在党内也经过不少斗争。 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农民挑着生活的担子，斗争直指反帝反封建。 党一出生就要在思想缠斗中立稳脚跟，大资产阶级盯着领导权。陈独秀抛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险些让方向盘脱手。 毛主席顶住“本本主义”，主张团结真朋友、打击真敌人。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像一处硬地，结束“左”倾教条的牵引，开始由懂中国土壤的人掌舵。毛主席讲明白：中国共产党由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大地上自己创造，路得自己找。 抗战初期，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交出主心骨。 毛主席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关门，也不屈服。 与国际运动的相处，见火候。 党的二大后加入第三国际，名义上有上下级链条。毛主席的态度朴素：不可不听，也不可尽听。 把“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摆出来，防止有人以一家的利益覆盖各国革命。 二十年代末起，“保卫某国”为中心的倾向抬头，他把线拽回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独立自主不是空口号，有目标、有原则、有路径。 民族层面，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国家层面，中国的事由中国人民作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政党层面，推进“伟大的工程”，把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铸成布尔什维克化的队伍。 原则层面，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普遍与特殊、内因与外因同向发力；统一与独立相依为伴，开会是统一，散场后吃饭看报散步，各有独立。 路径铺得很细。政治上力争领导权，立稳独立自主的路线；经济上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把工业农业技术文化的家底自己夯实；组织上培养能独立拿主意、遇难不乱的干部；文化上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党史研究以中国为中心；军事上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外交上反对大国沙文与“老子党”，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作风上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调查研究、不怕困难、戒“左”戒右；学习上反对死搬硬套，把学习与独创接上电，做到“有所发现、发明、创造、前进”。 建党得从中国实际里生长。 毛主席提出“东方的共产党”，用整风、批评与自我批评扫尘，用民主集中制把队伍拢得紧而不死。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 一九四九年“赶考”在前，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窑洞对话”给出人民监督政府的法子。 战略与策略靠调查研究养成。 中国革命不翻版欧洲，两步走写得清楚，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路从摸索里走宽。 结论不花哨：无产阶级要取胜，全看政党策略的正确与坚决；正确从系统调查来，从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接好头来；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新中国的台账一项项往前推。 一开局，土地改革、社会改革、“三反”“五反”，三年把经济托上来。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推进“一化三改”，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生产力不但没伤，反而提速。 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把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做“第二次结合”。 一九六零年回望，总结说自一九五六年起，才真找到合中国情的路，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从此立起骨架。 这套底色能继承、能适应、也有普遍价值。 走到今天，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这股劲还顶用。提出过“志不改、道不变”的定力，讲过“四个自信”，强调用中国道理概括中国经验，不盲从，不照搬。 科技自立自强成了新的“前线”。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抓住发展的咽喉。发展与安全两手都要硬，世界进入大变局，风险会串联。 开放也不收口，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一带一路”贵在久久为功，合作讲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上，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小圈子与单边做派。 文明交流要走新路，侨胞与留学人员能当友好使者，网络成新会客厅，“面对面”与“键对键”并行。 “造船不如买船”的算盘还会有人打，“买船不如租船”的歪风也会冒头。 每到关口，那句老话会亮一下：自己的船，得自己造，风急浪高也要自己掌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