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谷正文佩服的“硬汉”，地下党员张志忠就义前，一张罕见的留影，拍摄于1954年的台北马场町刑场。 台北的天空阴沉，刑场外风声像刀割。1954年春，一辆军车缓缓停在马场町。押解车门打开，走下一个身材瘦削、神情镇定的男人。双手被反铐，脚步稳，衣领笔挺。狱卒看向他，表情复杂。谷正文后来回忆说：“我见过许多人临刑，有的颤抖，有的麻木，张志忠没有，他看着前方，像在走去开会。” 故事要从几十年前的嘉义说起。1910年，张志忠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家境清寒。父亲在田里劳作，母亲织布补贴家用。少年时代的张志忠成绩突出，被选送到厦门集美学校继续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新思想，也见到殖民统治下台湾青年的困境。书本之外，他开始参与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讨论抗日、民族独立等话题。 学成回台后，他加入地下组织，成为中共台湾省工委的骨干。那时的台湾刚经历政权更替，社会动荡。警总、保密局、宪兵司令部的眼线遍布。地下党成员常更换住处，通联靠暗号与口信维系。张志忠负责组织武装线，运送情报、联络同志。他用化名、假证出入各地，带着信件穿过封锁线，也被秘密监视的视线紧追不放。 1946年，形势收紧。台湾省工委几次遭破坏，线人被捕、组织受创。张志忠被任命为副书记兼武装部长。任务更重，危险更近。那段时间，他常在夜里伏案写信，用特制密码纸抄录机密。白天走访基层党员，夜里研究无线电。电台开播的那一刻，信号从嘉义传向台北，从台北转向厦门。短短几秒，整个组织的命脉悬在电波里。 1949年冬，地下活动被全面收紧。岛上出现大规模抓捕，保密局指令层层下达。谷正文所在的情报组接手此案，目标是摧毁中共台湾省工委。几周内，十余人落网。张志忠被列为“重点对象”，照片被贴上机密档案封皮。逮捕行动在深夜展开，特务闯入宿舍，他被推倒在地、押上军车。一路上他未发一声，头微微抬起，看着窗外漆黑的街灯。 审讯持续数月。档案显示，他面对多轮审问，未供出任何组织线索。保密局用尽手段，档案员记录一句评语：“态度顽固，抗拒审讯。”谷正文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下：“张志忠不同，他不求饶、不沉默，他会用事实辩驳，甚至反过来质问我们，像一块石头。” 1954年3月16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命令下达。那天早晨，天微亮，地面潮湿。狱方安排拍照留存，称为“处决前记录照”。相机咔嚓一声，画面定格：张志忠站立，神情平静，嘴角微抿。警卫在后方持枪注视。没有哭喊、没有挣扎，照片中只剩下他的目光——冷静、坚定、像在看向更远的地方。 枪声响起，文件盖章，尸体被迅速移走。狱方留下那张照片和执行记录。马场町的泥地被血浸湿，随即被冲刷干净。那一天结束后，档案封存。没人提起，没人敢提。 多年以后，白色恐怖的阴影被一点点揭开。学者在档案馆找到那张罕见的留影。照片泛黄，边角磨损，人物依旧挺立。文件注释简单：“匪嫌张志忠，男，嘉义人，省工委要员，执行死刑。”没有更多文字。 谷正文晚年在回忆录《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中提到张志忠：“我佩服过的对手不多，张志忠算一个。他知道自己必死，却不退。他不是怯懦的人。”这段文字后被台湾媒体引用，成为后人了解两人交集的唯一线索。一个是执法者，一个是被捕者，命运在那一刻交错，留下复杂的历史印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学界开始整理白色恐怖案件，马场町刑场重新纳入研究范畴。历史学者发现，那里埋葬的多是政治案件死者，从知识分子到工会成员，张志忠的案卷被列入重点复查。1998年，大陆方面将张志忠追认为革命烈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革命烈士名录》。他的名字出现在纪念碑上，与无数同道并列。 台北的马场町后来被改建为公园。草坪整齐，风声温和。每年清明，有人会在碑前献花。碑面刻着“台湾省工委”几个字，游客或许不认识那些名字，但总会停下脚步。偶尔，有人提起那张老照片——那是见证，一个冷峻的身影、一段被封存的历史。 张志忠的家人辗转大陆，迟到的消息让他们沉默良久。亲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没有墓，只剩那张照片。”那张照片被多次转载，成为研究白色恐怖时期的重要图像。画面没有血腥，也没有煽情，却能让人读出决绝。 谷正文的那句评价，也成了意外的注脚。一个在特务系统里掌权的人，对对手仍留敬意。对立的两方，都被历史卷入同一个漩涡。有人背负命令，有人背负信念。时代不讲情面，只留下档案和沉默。 翻开那页档案，名字、编号、出生地一一排列。张志忠的名字在中间，后面写着：“抗拒审讯，顽强不屈。”一行字，足以说明他的立场，也解释谷正文的那句“佩服”。一个人用生命捍卫信念，另一个人用文字记下敬意。 马场町的风依旧吹过，新建的纪念碑旁，松树高耸。人们来来往往，有人驻足拍照，有人轻声念名字。历史的尘埃再厚，也掩不住一个人的姿态。那张留影、那次枪声、那段记忆，成为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