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就义后，"谍王"徐会之在台选择自首，多年后发现这是顶级阳谋。 1951年，台北马场町，风不大，地上很干，靴子踩过去有响动，徐会之站在那条线里，不说话，站姿收得很直，眼睛看过去没有躲，像早把这一步放在心里，往后没有下一页了。 在执行的人眼里，他是从对岸来的投靠者，黄埔一期，军衔到过中将，头上顶了很多标签，在卷宗里翻开就看到那些年号和职务，字很实，手印红得很重，蒋介石那边看他是个变数，能点火的那种，外面传的版本越多，里头越是盯紧。 往后几十年，档案口子拉开一点，再翻回去看，才发现这人走的路不在表面上，投靠的说法摆着，里面却塞了另一层，太沉，线绞在一起，死前没法多说，死后留在纸里的人再顺着码子找，才对上格。 他1901年生，湖北，本子上写得很干净，读书，学工程，去广州军校，1924年那拨黄埔一期，名单挨个点过去，都是后来名单上占位置的人，蒋介石，周恩来，林彪，杜聿明，陈赓，教室里墙皮剥落，练队列的口号很响，徐会之背着包，白布鞋踩在操场边，外面看是学军事，里面已经接了另一条线，地下身份放在口袋里，口袋扣得紧。 毕业进了国军编制，挂的是第一军，做事却两头都懂，话不多，能扛事，能藏住，组织那边看局势，国共拉开距离，为了把他护住，干脆让他下线，表面退出来，去天津弄“黄埔同学会”，牌子挂着，往来的人多，说的是老同学聚聚，实际还是等门开一条缝再进去，谁都知道这种活最难，开口说自己是什么都不行，走歪了就是命门。 三十年代一路往上，抗战一起来，军职抬得快，会议室里坐在上首，手里握的是军权，转到汉口去做特别市市长，印章很重，桌上放着城市图和道路计划，落笔却偏在另外一块，掩护，安插，递东西，给线人打了条路，谁从哪扇门出，谁在哪条街消失，安排得细，多少人逃出那道门，现在已经很难统计了，临近四九，城里一支一支的部队被他从内部拨动，整队整队改了旗，别人是被逼着往一边走，他是从里头把钉子拧松，整块板就下来了。 解放之后他回到这边，身份抬到明处，军衔写着中将，挂了高级情报顾问，回头看能安稳过日子，桌上有茶，有书，窗帘拉了一半，见客只见熟人。 1950年风向变了，台湾那边的线一下子断成一堆，源头是蔡孝乾翻了面，名字在名单里排在上头，职责是中枢，倒过去之后，把本子一页页掀开，密码，联络点，暗号，名字，交得很齐，三个月不到，吴石就没了，朱枫，陈宝仓，聂曦，李玉堂被关，整片网像被人拎起来甩，啪的一声摔得稀碎。 留在岛上的人怎么办，这边会有人问，图上画了箭头，箭头全被擦掉，得重搭，谁去，去就碰上全岛铺开的查，码头有人，街口有人，新面孔一闪就被盯住，情报部门开会，屋里烟气压下来，点名点到一半就停住，没有人敢往前一步，把名字摁在桌上，最后有人吐出那个名字，徐会之。 他为什么合适，黄埔一期的资历，台湾那圈子里抬眼就认，位置高，话有人信，过去当过中将，当过市长，回头把旧身份穿回去，衣服还合身，这人做事稳，不掉点子，这行看的是稳。 1950年春天他动身，行李很少，手里就一个模糊的理由，说去看老朋友，船上风很硬，海面有沫，他从栏杆边看过去，脸上没有太多线，谁都不知道他真实口径，他自己也不打算往回走。 上岛之后他先去找彭孟缉，黄埔五期，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权在手里，徐会之用学长的名头，敲门，进屋，坐下，吃饭，谈老同学，抽一支烟，再说两句人情，心里有杆秤，能不能拉过来，彭那边笑，茶也倒，转身把事上报，消息绕一圈进了上头的案头，徐会之早猜到了这一步。 他没有退，六月直接去见袁守谦，国防部副部长，黄埔一期的老同学，摆在桌上的是一份自首书，纸不厚，字写得平，开头把自己说清楚，“我曾是中共党员，现在愿意为国家尽忠”，这句话押在前面，后面连着一串交代，真东西有，假东西也有，线索指来指去，核心没碰，里面还把几个名字提了，比如彭孟缉的名，他说试过接近，试过策动，这一行落在纸上，水面被丢了块石头。 彭孟缉站在那行字下面解释，脸不红，舌头像平常一样，蒋介石看名字，纸上有名，就要动作，彭很快就被调开，实权动了一下，军内开始翻检，路线被带偏，好多检查走到岔道口，误捕误判出现，真正该护住的人反倒躲在阴影里，挺过那一阵。 那份自首书里还夹了码，字缝里藏了针，点在段里，挪开再拼，能把话送回对岸，拿在手里的审查员看的是字面，真正的信在暗处，能看懂的人不多，线从纸背后一直延到海那边。 台湾的情报机关一开始把他当真心来的人，身份高，自己走进门，逻辑上说不通的人不会这么干，判书出了个五年，送上去，到了蒋介石那边被划掉，退回去，四个字落在批示上，“应即枪决”，蒋看过太多场面，投诚若真，手法不会这样，写一封信就能把军心带歪，把风向扭过来，这种人留着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