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茅以升和妻子手挽手在公园里散步，聊到感情问题时，妻子说：有些第三者挺可怜的，被男人骗、又被抛弃！茅以升听完愣在那，然后小声的对妻子说：对不起，我外面有人了，可我没想抛弃她，把她接来行吗？ 要说茅以升不爱他的原配戴传蕙，那绝对是瞎说。他们的故事，开头比很多偶像剧都甜。 那会儿还是包办婚姻的年代，但茅以升对戴传蕙，那是一见钟情。戴传蕙比他大一岁，长得漂亮，知书达理，是标准的大户人家闺秀。茅以升第一次见她，回去就跟他爹妈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俩人结婚后，茅以升亲昵地喊她“蕙君”，还送了本《浮生六记》当定情信物，把她比作书里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芸娘。 婚后，戴传蕙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家里家外操持得井井有条。茅以升要去美国留学深造，一走就是好几年。那个年代，一个女人拖着孩子，在夫家过日子，多难啊。可戴传蕙毫无怨言，她懂丈夫的抱负。两人靠着一封封跨越太平洋的信件，维系着感情。茅以升把妻子的照片放在钱包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这是他艰苦求学时最大的慰藉。 可以说，没有戴传蕙这个稳固的大后方，就不会有后来功成名就的茅以升。 她是他事业的基石，也是他曾经全部的情感寄托。 可人呐，是会变的。尤其是当生活开始变得动荡，人心也就跟着摇晃了。茅以升回国后，事业蒸蒸日上，但也越来越忙。他常年扑在桥梁工地上，一年搬一次家是常事。家庭的重担，六个孩子的教养，几乎全压在戴传蕙一个人身上。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压力，让戴传蕙的身体垮了，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后来甚至发展成了抑郁症。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女人，权桂云，出现在了茅以升的生活里。 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那年他50岁，功成名就。而权桂云，才20出头，是个家境贫寒、性格怯懦的苏州姑娘。茅以升出于同情帮了她一把，一来二去，这种“同情”就变了味。 一个是在病痛中日渐憔悴的结发妻子，一个是年轻脆弱、对他满眼崇拜的红颜知己。茅以升没能守住底线。他和权桂云同居了，还生下了一个女儿，茅玉麟。 这事儿最让人唏嘘的是，茅以升试图“两全”。 他一边偷偷照顾着权桂云母女，一边也尽心尽力地对待家里的戴传蕙，甚至因为愧疚，对妻子更加关心。而戴传蕙对丈夫是百分百的信任，她曾对人说：“跟着他，我放心，他心里只有工作，不会沾花惹草的。” 这种信任，在茅以升坦白的那一刻，碎得有多彻底，可想而知。 坦白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忠诚老实运动”背景下，组织要求每个人都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和家庭关系。茅以升躲不过去了。当他说出一切后，戴传蕙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呆呆地坐了很久，最后长叹一声：“算了，他也不容易。” 一个女人的心，得有多宽，才能说出这句话？她甚至在茅以升保证不再见面，但每月给权桂云母女寄生活费时，还叮嘱他：“多寄一些，别亏待了孩子。” 戴传蕙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大度”，维持着这个家的表面和平。但谁都知道，心里的那座桥，已经塌了。1967年，常年被抑郁症折磨的戴传蕙去世了。 她走了，茅以升觉得，自己欠权桂云的，该还了。他不顾子女们的激烈反对，把权桂云母女接回了家。他想给她们一个名分，一个安稳的后半生。 可他忘了，这个家里，还有六个长大了的、爱着母亲的孩子。 茅以升的长子茅于越，当时在瑞典工作，是父亲最器重的儿子。听闻父亲的决定，他直接放话：“家里有她没我！” 这句话，成了茅家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茅以升的其他几个子女，也用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态度：纷纷离家，远赴海外，跟父亲断了联系。他们无法原谅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更无法接受那个“第三者”登堂入室。 权桂云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好过。她在这个家里，活得小心翼翼，像个外人。她包揽了所有家务，省吃俭用，连件新棉袄都舍不得做。每次茅家的孩子回来看望，她就自觉带着女儿躲出去，等人家走了再回来。 她以为用隐忍和退让，能换来一丝接纳。可她错了。孩子们心里的那根刺，早就扎深了。在这个家里待了仅仅八年，权桂云也因为长期心情郁结，早早地抑郁离世了，年仅50岁。 两个女人，都因他而陷入悲剧。而茅以升自己，也终于迎来了他最凄凉的晚年。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身边只有小女儿茅玉麟照顾。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脑子糊涂了，却唯独记得一件事，嘴里总是念叨着：“蕙君，我对不起你……” 他想念远在海外的六个子女，不停地给长子茅于越写信，盼着回信。可两年，一封都没有。 1989年，94岁的茅以升在北京协和医院弥留之际，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大儿子一面。可茅于越，终究没有回来。为了让老人安心闭眼，小女儿茅玉麟模仿哥哥的笔迹，给他写了一封“原谅信”。 据说，这位为中国建了一辈子桥梁的巨匠，在看到那封伪造的信后，手里紧紧攥着它，眼里流下一行泪，才缓缓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