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南京，一六十岁阿姨怀揣积攒半生的24万元走进银行，她再三向柜员强调：“这是救命钱，必须存定期，非得我本人来柜台才能取。”担心电子凭证不安全，她反复强调要纸质存单，柜员却给了两张她看不懂的“业务回单”。不料，大半年后，一通诈骗电话让阿姨在骗子指引下扫脸输密码，存款竟被通过手机银行瞬间转空！阿姨这才惊觉，自己办的“定期”竟能在线操作。银行称流程合规、本人已签字，而关键监控却因超期无法调取。阿姨向监管部门投诉，监管方也表示证据不足。无奈，阿姨选择报警，警方认定这是诈骗，但资金已流向境外。老人不理解：自己要的存单为什么成了回单？ 王淑芬（化名）今年60岁，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辛辛苦苦攒下一点积蓄，本想留着看病养老，可没想到，2024年的一场变故，让其几乎哭晕在家。 2024年1月6日，王淑芬揣着攒了一辈子的钱，去了两家银行，先是甲银行存了20万元，然后又到乙银行存了14.2万元。 王淑芬反复对柜员强调：“这钱是救命用的，必须存定期，而且只能本人持身份证到柜台才能取。” 王淑芬怕有闪失，还特意要求纸质存单，总觉得那张纸拿在手里，才叫踏实。 柜员当时没多说什么，递给王淑芬两张打印纸，王淑芬以为是存单，就放心地收好，回家锁进了抽屉。 2024年10月30日下午，一通电话打来，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说王淑芬误操作开通了一份保单，如果不取消，下个月就要扣费。 对方能准确说出王淑芬的名字和手机号，王淑芬半信半疑，但心想：“我的钱都在定期存款里，非本人到柜台取不了，应该没事。”这种自信，让王淑芬放松了警惕。 对方让王淑芬下载一个叫“官方取消工具”的App，说只要扫脸、输入密码，就能验证身份、解除绑定。 王淑芬照做了，整个过程没收到任何银行转账提醒。傍晚，儿子回家看到王淑芬盯着手机发呆，问清缘由后，立马带王淑芬去派出所报警。 第二天上午，王淑芬才收到银行短信，甲银行被转出102039.32元，乙银行转出142000元，合计244039.32元。部分钱已经流向境外，王淑芬当场腿软，哭成了泪人。 王淑芬拿着那两张“存单”去找银行理论，结果工作人员都说，王淑芬手里的是“业务回单”，不是存单。回单只是证明我来办过业务，不能代表资金所有权。 王淑芬了：“我明明要求的是存单，怎么变成回单了？” 银行解释说，王淑芬办的是“银行卡定期”产品，这种产品和手机银行绑定，只要扫脸加输密码，就能在手机上把定期转为活期，再转出。 银行还拿出凭证，说上面有王淑芬的签字，流程合规，风险提示已告知。 不过，甲银行以网点监控录像只保留2个月为由，无法提供当时的录像，而乙银行也说凭证上有签字和风险提示书，柜员问过是否了解产品类型。 2024年10月31日，警方立案，定性为刑事诈骗案，警方说，像“定转活+大额转账+跨境转账”这样的连续操作，本应触发风险预警，但银行系统没拦截，也没强制通知。 后来，王淑芬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 2025年6月12日，江苏监管局书面回复：“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银行存在违规操作。” 目前，王淑芬的钱还没有要回来。 那么，从法律角度，这件事如何看待？ 《商业银行法》第五条规定，商业银行与客户的业务往来，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 本案中，王淑芬意图建立的是传统“纸质存单”定期储蓄关系，但银行实际提供的是“银行卡内定期”产品，而传统纸质存单与电子存单显然存在差异，前者一般无法通过线上操作。 王淑芬在办理业务时已明确表示“必须本人持身份证亲自去柜台才能支取”，这表达了其真实意思不能是银行卡定期。 银行柜员在明知客户有此特定要求，且客户为60岁老年人的情况下，仅提供“业务回单”而未用醒目、易懂的方式解释“卡内定期”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远程支取，可能在告知义务上存在瑕疵。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甲银行和乙银行作为掌握整个储蓄过程相关证据的优势方，也是应当尽到适当性义务和告知说明义务的责任主体，有义务举证证明尽到了相应义务。 但在关键监控缺失的情况下，仅有签字凭证的证明力被大大削弱，不必然代表银行已尽到充分的告知说明义务，尤其是在金融消费领域，且客户年纪比较大。 此外，王淑芬的账户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定期转为活期”并立即“大额转出至境外”的操作，具有诈骗特征风险，甲银行和乙银行理应采取预警和干预机制。 然而，本案中，王淑芬没有收到任何银行的实时转账提醒，这说明银行可能未能完全履行其对客户资金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 所以，王淑芬或可以提起诉讼，要求银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