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6年1月8日凌晨，北京医院的太平间里笼罩着压抑的沉默，韩宗琦医生刚刚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卫士们就捧着一个用旧布包裹的包袱走了进来。 作为北京医院的副院长，韩宗琦与周总理相识多年，他的父亲和周恩来、邓颖超都有着深厚的交情，此刻他接过包袱，掀开布角的瞬间，整个人愣在原地。 包袱里是一件灰色的中山装和一件衬衫，中山装的布料已经洗得泛白，肘部位置因为长期摩擦显得格外光亮，领口和袖口都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那件衬衫的情况更让人心酸，领口泛着洗不掉的黄渍，袖口叠着好几层补丁，最里层的粗棉布一看就是建国初期的老物件。 韩宗琦的手开始发抖，他抬起头看着卫士们，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情绪：“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卫士张树迎的眼圈瞬间红了，他把包袱往前推了推，声音哽咽着解释这是邓颖超大姐亲自从西花厅的衣柜里翻出来的。 包袱底层压着张纸条，上面是邓颖超略显颤抖的笔迹：恩来一生节俭，就穿他最习惯的衣服走，勿铺张，韩宗琦捏着那张纸条，脑海中涌现出无数个画面。 去年冬天他去西花厅给总理送药，当时暖气不太足，总理正围着件打满补丁的旧棉袄批阅文件，桌上的搪瓷缸子掉了块瓷，露出里面锈蚀的铁胎。 他曾经劝过总理换件新衣服，医院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总理只是笑着摆手说补补还能穿，省下来的布票能给更需要的人。 三个月前查房时，他还看见卫士小高蹲在走廊的凳子上缝补这件衬衫，线都是从旧被子上拆下来的，颜色深浅不一。 卫士高振普又捧来另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总理的其他衣物，他红着眼睛说，他们把衣柜里所有的衣服都翻遍了，除了几套接见外宾用的制服，其余的不是打着补丁就是洗得发白。 总理的睡衣穿了二十多年，上面密密麻麻缝了十七个补丁，内衣和内裤几乎没有一件是完好的，全都是补了又补，最后他们只能选出这套总理冬天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这已经是最体面的一套了。 韩宗琦这才慢慢平静下来，他明白了邓颖超的用心，这不是卫士们的疏忽，而是对总理生前习惯的尊重，这件中山装是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制的，总理整整穿了二十多年。 当年外国媒体都称赞中国总理的风度翩翩，可谁能想到，这件看似体面的礼服，内侧早已缝缝补补。 1966年邢台地震时，总理在灾区被倒塌的木梁刮破了衣襟，邓颖超连夜用针线补好，这个痕迹一直保留到现在。 韩宗琦仔细检查着这套中山装，领口处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毛主席像章，漆皮已经掉了大半，他突然想起总理最后一次体检的数据，1975年9月时，总理的体重从原先的一百三十多斤降到了八十斤。 此刻这件中山装穿在身上必定会显得空荡荡的，他让护士取来针线，在领口内侧缝了两道暗扣，又把袖口收紧一些，这样穿起来才能显得整齐一点。 整理完遗体后，韩宗琦跟着卫士去了趟西花厅，总理的卧室里，衣柜门还敞开着，里面挂着的几件衣服都按季节叠放得整整齐齐。 最上层的木箱里，是总理从长征时期带过来的旧军装，上面的补丁比原本的布料还要多，管理员告诉他，总理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接济困难的同志，就用来买书籍和订阅报刊，从来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 1月11日遗体告别那天，韩宗琦站在灵堂侧门，看着络绎不绝前来吊唁的人群，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一束白菊走到灵柩前，深深鞠躬后嘴里念叨着“总理，您的衣服我补过啊”。 后来他才知道，老人是西花厅的老保姆，总理的许多补丁衣服都出自她的手，邓颖超来见总理最后一面时，轻轻抚摸着中山装的领口说：“这样挺好，他穿着舒服。”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表盘已经磨得发花，那是总理1955年买的，一直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韩宗琦小心翼翼地把手表戴在总理的手腕上，表针还在平稳地转动，就像总理从未停下的工作节奏。 多年以后，韩宗琦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当年那一刻的愤怒其实是一种深深的心疼，他见过太多身居高位的人讲究排场，却从没见过像总理这样把“节俭”二字刻进骨子里的领导人。 那些补丁不是寒酸的象征，而是一位掌权者对自己的严格约束，是对百姓疾苦真正的感同身受。 灵车驶过长安街时，百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含泪送别，他们或许不知道寿衣上补丁的故事，但他们心里清楚，这位总理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官员。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周恩来逝世45周年：他留下的"遗产"为何令世界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