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为吴石将军的牺牲而惋惜，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牺牲后仅仅8天，台北马场町的同一片黄土上，倒下了另一个更重磅的人物——陈仪，陆军二级上将，浙江省主席。 说起陈仪这个人，他在国民党里算是个异类。他不是黄埔系，也不是CC系，他就是他自己，靠着早年在日本学军事的资历和后来在浙江办教育、练军队攒下的名声，硬生生在圈子里站稳了脚跟。他跟蒋介石是老乡，关系却一直不远不近。蒋介石用他，但又不是完全信他，大概就是觉得这人有点本事，但脑子里想法太多，不太好控制。 陈仪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国家能好起来，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这个想法在当时那个乱世里，听起来特别不着调。他在台湾当行政长官的时候，搞“公营事业”，想把日本人留下来的产业抓在政府手里，不让那些权贵瓜分，结果把一群想发“接收财”的人全得罪了。后来出了“二二八事件”，他本来想温和处理，可南京那边一道死命令下来，让他必须铁腕镇压，最后这口黑锅结结实实地扣在了他头上，成了他一辈子洗不清的污点。 从台湾被撤职回到大陆后，陈仪的心里就彻底凉了。他看着国民党节节败退，腐败透顶，觉得这个政权是真没救了。那时候是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军已经过了长江，南京上海眼看就要守不住。陈仪心里就冒出来一个现在看来是异想天开，当时却被他认为是唯一出路的念头：策反自己的学生，手握几十万大军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他觉得这事能成。为因为汤恩伯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当年汤恩伯还是个小连长的时候，就是陈仪看中了他，一路保举，才有了后来的地位。几十年的师生情分，在他比什么都重。他觉得，只要自己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汤恩伯，为了保全东南半壁江山的百姓免遭战火，为了给国家留点元气，起义是最好的选择，汤恩伯肯定会听他的。 他找来自己的外甥丁名楠，让他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去找汤恩伯。信里没谈什么高官厚禄，全是肺腑之言，劝汤恩伯“认清大势，为人民着想”，和他一起“走和平的道路”。陈仪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消息，他甚至都想好了，一旦汤恩伯同意，就立刻联系解放军，商量具体的起义事宜。 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看重了几十年的“师生情”，在汤恩伯眼里一文不值。汤恩伯接到信，表面上对丁名楠客客气气，还说要“仔细考虑老师的意见”，可丁名楠前脚刚走，他后脚就把信揣进了口袋，直接跑去向蒋介石告密了。他把这封信当成了一张“投名状”，想用自己恩师的命，来换取蒋介石对他的绝对信任。 蒋介石看到信，气得当场就把茶杯摔了，大骂陈仪“糊涂透顶”。他立刻下令，在上海逮捕陈仪。特务冲进陈仪家里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惊讶，好像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他只是平静地收拾了一个小皮箱，里面装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几本发黄的军事著作和笔记。 被押到台湾后，陈仪被关了整整一年多。期间，国民党的大佬们轮番来劝降，让他写个“悔过书”，承认自己“一时糊涂”，这样蒋介石念在旧情上或许能饶他一命。可陈仪每次都把笔一摔，说：“我做的事情，是为了国家和人民，我没错，没什么好悔过的。要杀就杀，不必多言。”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八日凌晨，陈仪被叫醒，押赴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喊口号，只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然后对着大陆的方向，静静地站了很久。行刑的枪声响起，这位曾经权倾一方的陆军上将，就这么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终年六十七岁。 后来有人评价这段历史时说，陈仪的悲剧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却错生在一个最不需要理想的时代。他想用师生情去对抗赤裸裸的政治利益，就像拿鸡蛋去碰石头，结果可想而知。他看错了汤恩伯，也高估了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最终成了政治斗争中最悲情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