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美国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罗森堡夫妇送上了电椅，生前最后一吻后，他们将被电刑处死，苏联解体后，出卖原子弹秘密的真凶才浮出水面。 1949年夏天，美国人还沉浸在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有原子弹的超级大国的美梦里。可突然有一天，一架侦察机在太平洋上空，检测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放射性尘埃。情报一分析，总统杜鲁门的脸都绿了：苏联人，成功引爆了原子弹！ 美国人砸了20亿美金，动用了最顶尖的科学家，搞出的“曼哈顿计划”，苏联人怎么可能短短四年就复制出来了？结论只有一个：我们中间出了内鬼！ 一场席卷全美的抓间谍风暴就这样开始了，联邦调查局像疯了一样，把所有参与过“曼哈ton计划”的人翻了个底朝天。线索一环扣一环，从英国的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摸到了他的联络员哈里戈尔德，最后，戈尔德供出了一个关键人物——戴维格林格拉斯。 他一被抓，立马就招了，还为了保全自己，把另一个人拖下了水。他说，是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堡，策反了他，让他偷情报。 就这样，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这对生活在纽约，经营着一家小修理铺的普通夫妻，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朱利叶斯是个电气工程师，和妻子埃塞尔都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在那个“闻共色变”的麦卡锡主义时代，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原罪。 1951年的法庭上，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检方的证据其实非常薄弱，没有什么能直接定罪的物证。所有的重压，都落在了罗森堡夫妇的亲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的证词上。 戴维在证人席上，详细描述了姐夫如何指导他窃取情报。但最致命的一击，是对准他亲姐姐埃塞尔的。检察官问他，那些复杂的手绘原子弹草图，是怎么变成能送出去的情报的？ 戴维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我姐姐，埃塞尔，她用一台打字机，把我的手稿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了出来。” 它把埃塞尔从一个可能“知情不报”的妻子，直接变成了参与窃取国家最高机密的核心共犯。 整个审判过程，罗森堡夫妇始终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们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可能自证其罪的问题。这种沉默，在支持者看来是清白者的抗争，但在当时的法官和大众眼里，就是顽固不化的铁证。 法官欧文考夫曼在宣判时，说出了一段载入史册的话，他说罗森堡夫妇的罪行“比谋杀更严重”，因为他们的叛国，导致了苏联提前造出原子弹，并间接引发了朝鲜战争，造成了数万美军士兵的死亡。 最终，判决下来了：死刑，电椅。 判决震惊了世界。从爱因斯坦到毕加索，从教皇到无数普通民众，都纷纷写信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赦免他们，认为证据不足，判决过重。但总统的态度很坚决：不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叛国罪”付出代价。 1953年6月19日，纽约星星监狱。行刑前，夫妇二人获准见了最后一面。他们隔着铁丝网，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个吻。 朱利叶斯先走上电椅，电流通过身体，他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轮到埃塞尔时，出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第一次电击过后，医生检查发现，她的心脏居然还在跳动。行刑官不得不对她进行了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电击。据现场的记者回忆，行刑室里弥漫着一股焦糊的味道，整个过程惨不忍睹。 他们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儿子，一个10岁，一个6岁。亲戚们因为害怕，都不敢收养他们，两个孩子只能被送进孤儿院。 时间快进到90年代，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两份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证据”终于公之于众。 第一份，是美国解密的“维诺纳计划”文件。这是个顶级的密码破译项目，早在40年代，美国就已经破译了大量苏联的加密电报。这些电报清楚地显示：朱利叶斯罗森堡确实是苏联间谍，代号“自由人”，他领导了一个小组，为苏联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但主要是在雷达和航空技术方面。 然而，在成千上万份电报里，几乎找不到埃塞尔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她最多就是个知情者，或许帮丈夫打过一些掩护。FBI当年起诉她，更像是一种策略，想用妻子的性命来逼迫朱利叶斯招供。没想到，这对夫妻的骨头那么硬，谁也没松口。 第二份“证据”，则更具冲击力。2001年，当年的关键证人，埃塞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在接受采访时，终于承认：他当年在法庭上撒了谎。 他说，关于姐姐埃塞尔打字那段最关键的证词，是他编造的。真正打字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妻子鲁丝。为了保护妻子免于起诉，他选择牺牲自己的亲姐姐和姐夫。 这个迟到了近五十年的忏悔，虽然不能让死者复生，却让整个案件的性质彻底变了。朱利叶斯有罪，但他罪不至死，他提供的情报价值，远没有法庭渲染的那么夸张。而埃塞尔，这个被送上电椅的两个孩子的母亲，极有可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冤魂，是冷战狂热和家庭背叛的双重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