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将军回乡探亲，正好撞上哥哥带着全家外出要饭，当地官员却个个都是油光满面，他大为震惊。 1959年，这年份一提起来，上了年纪的人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对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连糠都咽不饱的日子。就在这一年，时任解放军第27军副军长的尤太忠，一个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眼睛不眨的铁汉，办了件“私事”——回老家。 他这趟家回得有多不容易？算算日子，从十几岁离家干革命，一晃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他把命别在裤腰带上，从国内打到朝鲜，从一个小兵蛋子干到了共和国的开国少将。身上的军功章摞起来能晃花人眼，但心底里对河南信阳老家的那点念想，却被战火熏得又干又涩。 那天，他正在南京军事学院里上课，一封皱巴巴的家信递到手里，拆开就几个字：母病重，速归。 他坐不住了，立马向上级打了报告。报告批下来，他揣着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就两百来块钱，跳上了南下的火车。 火车“咣当咣当”，离家越近，他的心跳得越乱。他一个将军，见过尸山血海，指挥过千军万马，可那一刻，他心里虚得像个头回出远门的孩子。他想的是啥？无非是娘的病咋样了，哥嫂的日子过得还好吗，乡亲们是不是都吃得上饭了。 一到信阳，地方上的干部早就等着了，车也备好了，那叫一个热情周到。尤太忠一路上没怎么说话，眼睛就盯着车窗外。越往老家光山县的村子走，他的眉头就锁得越紧。路边的田地有些荒着，行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里没什么光，身上那衣服，洗得都快成布条了。 这和他想象中的新中国农村，差得太远了。 车子快到村口，尤太忠突然让司机停车。他看见不远处有几个乞讨的人，缩着脖子，端着破碗，看着特别扎眼。就在那群人里，一个中年汉子的身形，让他心里猛地一揪。 那人穿着打满补丁的烂棉袄，背对着他，正准备领着媳妇和孩子往下一个村子走。尤太忠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下车，试探着喊了一声：“哥？” 那汉子猛地一回头，俩人四目相对，都愣住了。眼前这个面容枯槁、嘴唇干裂、满眼都是风霜的要饭头子，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尤太俊！ “忠……忠娃子？”哥哥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千言万语，那一刻全堵在了喉咙里。一个共和国的将军，一个要出门讨饭的农民，兄弟俩就这么在村口的尘土里，死死抱在了一起。尤太忠拍着哥哥瘦得硌手的后背，眼泪再也忍不住，这个在战场上没流过一滴泪的硬汉，哭得像个孩子。 他不敢想，自己在外头拼死拼活，为的是让家人、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现实呢？现实就是他的亲哥哥，竟然要领着一家老小去要饭！ 回到家，看到病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母亲，尤太忠更是心如刀绞。老娘已经说不出话，只是浑浊的眼睛里不停地流泪。屋子里，冷锅冷灶，闻不到一丝烟火气，只有一股淡淡的草药味。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还没等他从巨大的悲痛和震惊中缓过神来，更荒唐的一幕上演了。 县里的干部听闻尤将军回来了，赶忙跑来“看望”，非要拉着他去县里吃饭，给他“接风洗尘”。尤太忠心里装着事，本想推辞，但又想正好问问县里到底什么情况，就跟着去了。 结果到了饭局上，他彻底爆发了。 满满两大桌子菜，鸡鸭鱼肉，应有尽有，白花花的大米饭冒着热气。再看陪坐的那些干部，一个个西装笔挺，红光满面，肚子吃得滚瓜溜圆，脸上的油光在灯下亮得晃眼。他们热情地给尤太忠敬酒、夹菜，嘴里说着“首长辛苦了”的客套话。 尤太忠坐在那儿，一口菜没动，一口酒没喝。他的眼前，一边是哥哥端着破碗、领着孩子去讨饭的背影，一边是母亲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再一边，就是眼前这帮脑满肠肥、大吃大喝的“父母官”。 这顿饭，他吃不下去。 他“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上，站了起来，眼睛像刀子一样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整个饭桌瞬间鸦雀无声。 “我的乡亲们，我的亲哥哥，都在外头要饭，你们在这里大吃大喝，你们吃得下去吗？”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在众人心上。 “你们的肚子，是拿什么填的？是老百姓的血汗吗？”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宴会厅，留下了一桌子涨成了猪肝色的脸。 尤太忠回到村里，二话没说，把带回来的二百块钱全部分给了乡亲们。他心里清楚，真正的问题出在别处。 他连夜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带任何修饰，原原本本地汇报给了老首长、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并转呈中央。 很快，中央的调查组就下来了，信阳地区那些只顾自己肚皮、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受到了严肃处理。国家的救济粮也一批批运了下来，村里的灶台，总算又冒出了久违的炊烟。 尤太忠将军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但他一生最在意的，恐怕不是肩上的将星，而是1959年那个冬天，他在村口看到哥哥时，心里那份沉甸甸的痛。那份痛，提醒着他，也应该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何时，都别忘了回头看一眼来时的路，看一眼那些还在路边受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