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冷战正热，美国早在1960年就玩出了二频差动激光陀螺，还封锁得死死的。 我们那时候，连光学镀膜都搞不清楚，精度差着十倍。 所以，纸条送到后，没人敢动。不是不想，是不敢。太难了。 激光陀螺这玩意儿，光是理论就绕得人头晕，更别说动手做出来。大多数单位一看资料就摇头，直接放弃。 但有一个人，偏不服。 1975年，钱学森亲自找到他——高伯龙。当时高伯龙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书，过得很安稳。 他是清华物理系出身的老资格，干啥都稳稳当当。可听完钱老一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头：“我来试试。” 没人逼他，是他自己站出来的。 那时候，实验室是个废弃食堂，窗户缝都透风。设备？自己焊。仪器？自己搭。 他带着几个年轻人，从长沙火车站的工地捡回废弃大理石，用来做光学平台。 白天干活，晚上写资料，累了就煮碗挂面。说句不好听的，那阵子他们过得跟野战部队差不多。 但高伯龙不怕。他盯着那两页纸条看了整整一年，几乎是抠字眼儿地研究。 1976年，他写出了一本《环形激光讲义》，这本讲义，是中国激光陀螺的“圣经”。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事儿顺了？其实没那么简单。 美国是怎么玩激光陀螺的？二频差动方案。咱们一开始也想照着画葫芦，可高伯龙死活不认同。 他说：“咱们的工艺到不了那精度，照搬就是死路。” 于是他顶住压力，提出走四频差动这条路。这是没人走过的路，甚至连参考资料都没有。 接下来十几年，是一场硬仗。镀膜精度要从千分之一提到万分之一？那就自己造测试仪。 光学镜面不够平？教授金世龙拿着手工工具，一抛就是上千天。搞到后来，连项目外人都说：“这群人疯了。” 1978年，第一台实验室样机出炉。 那时候谁都不敢相信：在一个废弃食堂里，几个穿着背心、吃挂面的人，把一项西方封锁的高精尖技术，给啃下来了。 但这只是开始。 又过了十几年，到了1994年，国家组织专家鉴定这台工程样机。 王大珩亲自主持。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成为了全球第四个掌握激光陀螺技术的国家。 这东西后来被装进了导弹、舰艇、无人机，甚至连辽宁舰上也有它的身影。打得准不准，能不能抗干扰，就看它了。 而美国一台设备卖上百万，我们做出来的，成本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还全链条自主。 不过，外人不知道的是，高伯龙这些年过得有多苦。 他得了哮喘、糖尿病，还常年穿着一件军大衣，在实验室里爬上爬下。 他不买新衣服，夏天穿五块钱的背心，被学生笑成“背心院士”。他不在乎。他说：“能把事干成，比穿啥重要。” 2017年冬天，他走了。走前还在病床上指导学生改论文，用老人机打字，发条短信要半小时。 有学生问他值不值，他笑了笑：“能让你们干得比我更远，就值。” 到今天，中国的激光陀螺已经不再是秘密。 我们有自己的导航系统，不靠GPS也能打得准、飞得稳。这背后，是几十年一个团队死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