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清朝浙江金华知府继良出巡时的照片，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好大的官威 继

1901年，清朝浙江金华知府继良出巡时的照片，八抬大轿，前呼后拥，好大的官威 继良1848年出生在蒙古镶蓝旗家庭，巴岳特氏，字绍庭。他是清末官员锡良的兄长，从小接受满族传统教育，步入官场前就展现出对行政事务的兴趣。早年他进入清惠陵工程处担任委员，那时候负责陵墓修建的具体工作，包括协调材料供应和监督工匠进度，确保工程按时推进。这份差事让他积累了基层管理经验，也接触到京城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之后升任户部郎中，主要处理财政事项，审核税收账目和仓库库存，巡视各地银库，核对数字准确性，避免出现差错。这些经历让他对清朝行政机制有了深入了解，为后来地方任职打下基础。 继良调任宁夏府知府后，开始处理边疆政务。他巡视当地乡村，检查粮草储备和市场秩序，调解民众之间的土地纠纷，维持社会稳定。在宁夏期间，他注重行政细节，亲自审阅公文档案，安排巡查队伍沿道路检查治安，确保地方事务有序运转。这段任职让他适应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转变，也锻炼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后来他转到浙江金华府知府位置，分两次任职，总计11年。第一次大约在光绪十四年上任，负责地方政务，巡视城墙和水利工程，组织修缮工作，保障基础设施完整。 继良在金华任职时，精通金石书画，这在官场中给他带来声誉。他的斋号叫琴鹤堂，闲暇时研习古籍，收藏印谱和字帖，临摹碑文，整理画卷。这些爱好让他在当地官绅圈中广受认可，偶尔将作品赠送同僚，或在聚会中展示。第二次任职从光绪二十一年开始，他继续管理府务，巡视属县，检查学堂和仓库，处理诉讼案件，确保政务平稳推进。这些年里，他注重实际行政，推动地方发展，避免了常见的官僚作风问题。 清朝官员出巡有严格制度，体现封建等级。鸣锣开道用来宣扬官威，锣声次数根据级别不同。县令出行鸣七下，府一级鸣九下，省道一级鸣十一下，皇帝则鸣十三下。这种方式让路人及时避让，突出官员权威。轿子作为交通工具，也分等级。民间轿子通常两人抬，官员则四人或八人抬。清朝规定，三品以上京官在京城乘四抬，出京乘八抬；外省督抚乘八抬，其部属乘四抬；三品以上钦差大臣乘八抬。知府属正四品，在地方出巡时往往享受八抬待遇，这反映了地方官员的实际权力。 1901年继良出巡照片显示，他乘八抬大轿，前后随从众多。轿子规格高，体现知府在地方的地位。队伍前方衙役鸣锣九下，节奏分明，路人闻声退避。随从包括持伞侍卫和携带文书的吏员，整个队伍绵延，维持秩序。这样的出巡不仅是巡视政务，还用来展示官府权威，震慑地方。继良作为从四品官员，在金华享有这种排场，符合清朝外省知府的惯例，尽管严格来说八抬多为三品以上，但地方实践往往灵活。 出巡过程中，继良的队伍穿越金华街道，衙役高喊开道，驱散人群。轿夫八人分成前后组，抬轿稳健，避免晃动。侍从紧随，护卫手按刀柄，警惕四周。这种阵势让民众感受到官府的存在，也方便继良观察街市情况。照片捕捉的正是这种场面，继良身着官服，端坐轿中，体现了清末官员的日常威仪。这样的制度源于古代封建传统，确保官员出行安全和高效。 继良在金华任职期间，主持多项工程。光绪二十一年，他组织重修八咏楼，监督工匠砌筑基础和铺设梁柱，分配资金采购材料，确保建筑稳固。这项工作提升了当地文化景观，也留下了历史痕迹。同时，他重视教育，光绪十四年扩建丽正书院，增加学舍和藏书阁，修缮围墙，布置课堂设施，推动地方文教发展。 他多次巡视属县学校，审核生员名单，组织考试，批阅试卷，奖励优秀学生。这些举措提高了金华的教育水平，培养了更多人才。在任职11年中，他处理民生事务，调解土地纠纷，监督水利渠道疏浚，安排劳力清理河道，确保农田灌溉正常。重修三清宫时，他撰写碑记，记录工程细节，刻石立于宫内，保存了历史信息。 继良离任金华时，收拾行装简单，箱子中只剩图书几十卷，其他物品很少。这种行李简陋反映了他的清廉作风，没有携带多余财物。民众得知消息，聚集府门目送他离开。他结束金华任期后，未见更多官场升迁记录，回归平淡生活。他的兄长锡良继续在清廷任职，但继良本人以书画闻名，斋号琴鹤堂流传后世。 继良的官场经历体现了清末官僚体系的特点。从京城起步，到地方任职，他注重实际工作，避免贪腐。这样的官员在晚清并不多见，他的清廉离任成为地方佳话。相比其他官僚，他的书画专长让他在文化圈中留名，也丰富了个人生活。 清朝晚期，官员出巡制度逐渐松弛，但继良的例子显示，地方知府仍有较大权威。八抬大轿和鸣锣开道，不仅是交通方式，更是权力象征。这种传统延续了封建等级，影响了社会秩序。继良在金华的11年，结合行政和文化，推动了地方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