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17岁的郭翼青嫁给了54岁的三婚男程潜。新婚之夜，圆房之后的郭翼青躺在床上哭红了双眼，她侧头看向这个比自己父亲还要年长的男人，内心百感交集。 1938年的广州。那会儿的郭翼青，是潮汕商人家的闺女，家境殷实，读的是新式学堂，脑子里装的可都是自由、独立那一套。让她去接受一桩“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而且对方还是个比自己爹还大两岁的“老头子”，她心里的坎儿，比城墙还高。 她闹过、反抗过，甚至躲到同学家里，就是不想认这门亲事。 可在那个炮火连天的年代，个人的意愿实在太渺小了。她父亲，一位在商场摸爬滚打的聪明人，看中的不是程潜这个人，而是他头顶上那片能遮风挡雨的“天”。程潜是谁？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辛亥革命的老资格，孙中山先生都器重的人物。在乱世里，这样一座靠山，比什么都金贵。 父亲铁了心，郭翼青的眼泪和反抗，最后都变成了无声的妥协。 说实话，第一次见面，郭翼青心里是憋着一股劲儿的，准备好了用冷漠和挑剔来应对。可真见着了程潜，她反倒有点意外。眼前这个男人，虽然年过半百，但身板笔挺，穿着一身军装，眼神里没有丝毫油腻和暮气，反倒是有一种久经沙场的沉稳和儒雅。 他没跟她摆将军的架子，也没谈什么国家大事，就聊家常，问她读什么书，喜欢什么，甚至鼓励她说：“你还年轻，想继续读书，我一定支持。” 这话一下就戳中了郭翼青的软肋。她最怕的，就是嫁人后被困在后宅，从此与书本和理想绝缘。程潜的这句承诺，像一束光，照进了她灰暗的心里。 几次接触下来，郭翼青发现，这个“老头子”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骨子里是个读书人，当年是正儿八经的秀才，要不是时代动荡，他可能就去考科举了。他懂诗词，也懂历史，跟他聊天，总能被他的见识和胸襟折服。郭翼青心里那堵墙，就这么一点点被拆掉了。 1938年7月，婚礼如期举行。那晚，郭翼青确实哭了，但泪水里除了委屈，或许也夹杂着对未来的迷茫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期待。 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要平淡，也比想象中要温情。程潜是个典型的行动派，嘴上不说太多甜言蜜语，但行动上处处透着体贴。 郭翼青是广东人，吃不惯湖南的辣，程潜就让家里的厨子从此改做粤菜，一屋子湖南人跟着她吃清淡口味，没一句怨言。他知道她喜欢读书，就专门给她辟了一间书房，搜罗各种她感兴趣的书。他公务再忙，回家也总是先陪她说说话。 这种被尊重、被珍视的感觉，慢慢抚平了郭翼青心里的褶皱。她开始真正地去了解这个男人，听他讲辛亥革命的枪声，讲北伐路上的风雨。她眼里的他，不再只是一个丈夫，更像是一位师长和战友。 当然，生活里也有磨难。最让人心疼的，是郭翼青的生育经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她先后怀孕16次，但因为身体和战时医疗条件等原因，最终只活下来6个女儿。 每一次流产，对她都是一次身心的重创。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没有儿子，压力可想而知。但程潜却把妻子和女儿们护得很好，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女儿也一样是我的骨肉，我很高兴。”他用自己的态度，为妻女撑起了一片天。 时间走到1949年，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程潜作为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手握军政大权，他的选择，举足轻重。那段时间，长沙城里风声鹤唳，家里的气氛也异常紧张。郭翼青什么都不问，她只是像往常一样，默默地为他打理好生活的一切。 在决定和平起义的前夜，程潜对她说：“我要走一步险棋了，你和孩子们，要做好准备。” 郭翼青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她知道，她要做的，就是无条件地信任和支持。1949年8月4日，程潜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这个决定，让他从国民党高官，转向了人民的阵营。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高职，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而郭翼青，也从一位将军夫人，成长为一名社会活动家，担任过全国妇联执委、政协委员。她不再仅仅是程潜背后的女人，她有了自己的事业和舞台。 1968年，87岁的程潜病逝。郭翼青送走了这位陪伴她走过30年风雨的伴侣。之后的28年，她没有再嫁，一个人把女儿们抚养成人，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1996年，77岁的郭翼青在北京去世。根据她的遗愿，她与程潜合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对相差37岁的夫妻，生前相濡以沫，死后终得同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