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述，父亲拿到一百万，看都没看就递给了秘书：“捐出去。”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22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开学第一课》上回忆起父亲的一件事，那是1994年，钱学森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颁发的100万港币奖金。 他没有看支票，也没有犹豫，就把奖金交给秘书处理，唯一的要求就是捐出去，这一幕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因为在任何时代，这样的选择都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钱学森一生对金钱的态度都很明确，他常常自我调侃说自己姓钱却不爱钱，这并不是一句随口说说的话，而是他的人生态度。 从年轻时立志学习航空工程开始，他的目标就已经清晰，那就是用科学技术帮助国家变得强大，对于他来说，财富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 这次100万港币的捐赠并不是偶然行为，而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早在1957年，他凭借《工程控制论》获得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一万元。 那个年代，一万元是一笔巨额财富，他却选择购买国家公债，等到公债到期连本带息一万一千五百元时，他把钱全部捐给了刚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 1962年，《工程控制论》的稿费，他又捐给了中科院力学所，到了1991年，他把十万元奖金送给了西部的贫困学生。 除了这些大额捐赠，他在与人合著书籍时，总是主动把稿费让给对方，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自己工资比别人高，稿费留给同事更合适。 钱学森对金钱的态度，与他对荣誉和居住条件的看法一脉相承，1986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专程到中国，想邀请他访美。 对方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愿意同时授予院士头衔，还打算由副总统亲自颁发国家科学勋章，这样待遇在学术界极为罕见，但钱学森并没有动心。 他清楚这些安排背后不只是对学术成就的认可，而是希望借机把他重新拉回美国，在他看来，这些虚名都比不上为中国航天事业打下基础来得重要。 在生活条件上，他的选择也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从1960年起，他一直住在北京西郊航天大院的一处宿舍，那是苏联专家曾经住过的旧楼，外墙和楼道都显得陈旧，但他一住就是49年。 组织上至少四次提出要为他换更好的住房，有的甚至是专门为高级干部建的部长楼，他都没有接受。 2008年，有关方面再次提出要改善他的居住条件，他依然拒绝，理由是和科研人员住在一起，方便随时交流问题。 这些选择并不是一时的清高，而是长期价值观的体现，钱学森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家里常常强调“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他读书时也经常接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 年轻时经历过列强侵略，他更明白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科学和国防力量，这些经历让他形成了明确的判断，只要国家需要，个人利益都可以放在一边。 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面对过别人的嘲讽，有同学讥笑中国落后，他没有争辩，而是选择在学业上证明自己。 最终，他凭借优异成绩赢得了尊重，这样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无论身处何地，都要把能力用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回国之后，他不仅在导弹和航天领域做出贡献，也时常关注未来的发展方向，1992年，他就提出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能停留在传统路线，而应直接考虑新能源方向，这种远见体现了他始终关注国家长远利益的思维方式。 在他的一生中，工资条记录的只是基本的生活需要，1950年代，他的工资是每月三百多元，到1990年代增加到一千多元，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样的收入足以维持日常生活。 他从未提出过额外的要求，反而在1963年主动给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写信，请求降低自己的工资，因为他觉得自己多拿的津贴不符合当时国家的经济状况。 钱学森淡泊名利，专注科研，他总是强调航天和导弹事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合作的结果。 他不喜欢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每次听到这样的称呼都会纠正，因为他觉得这会掩盖团队的贡献，他一再要求媒体减少对他的宣传，担心过度报道会影响其他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钱永刚在2022年的回忆，把父亲一生的选择凝结成一个细节：拿到100万奖金，看都没看就捐出去，这个动作背后，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习惯，是对国家的责任感，也是对个人名利的淡然。 他的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财富，不是头衔，不是舒适的居住环境，而是国家的需要。 今天人们回望他的经历，常常会把这种态度称为风骨，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次次具体的选择，是一生坚守的方向。 钱学森留下的不只是导弹和卫星，更是一种价值观：当个人和国家发生冲突时，把国家放在前面，这种精神，是他留给后来人的最珍贵财富。 信源：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我的父亲钱学森｜父亲节专题——钱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