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天门，小王三十多岁还没对象，父亲老王急得团团转，眼看同龄人都抱上了孙子，家里却冷冷清清。有人介绍说有个媒人李某，专门跑外地牵线，只要花钱就能找到媳妇。老王当时觉得，这就是一根救命稻草。李某给小王介绍了一个外地女子，双方谈婚论嫁，老王给了20万彩礼，结果李某拿走12万，只给了对方8万。老王得知后非常愤怒，将李某告上法院。 老王眼看儿子小王30多了，都没有对象，非常着急。要知道像他这个年龄的孙子都十几岁了，但小王现在连有人介绍都没有。2018年9月，老王找到媒人李某，当面承诺：只要能让儿子领证结婚并生活在一起，就给5万元介绍费。在农村，这可不是小数目，但老王认了。没想到李某很快就联系上，说找到一个外地姑娘小兰，她和家人都同意，但前提是要收20万元彩礼。 老王一听，立刻让小王把钱转给李某，由他转交。几天后，小王就见到了小兰，俩人相处得还算融洽，很快就把小兰带回了家。小王也兑现承诺，直接给了李某3万元介绍费，剩下的2万元约定等结婚后再支付。 日子一切顺利。小兰住进小王家，长辈们也都挺满意，不久便领了结婚证，还办了酒席。就在新婚不久的一天，小夫妻闲聊时，小兰随口说起，她家当初收到的彩礼其实只有8万元。小王愣住了，他明明亲手给了李某20万，怎么到了女方家只剩下8万？ 小兰再三确认，她家确实只收了8万。小王当时就火冒三丈，当面质问李某。李某抵赖不下，只能承认，当初看到小王在外打工多年，手里宽裕，就起了贪念，把12万元据为己有。本来以为能糊弄过去，没想到被拆穿。 小王要求立刻退钱，李某却推三阻四。一会儿说小王还差他2万元介绍费，一会儿又说那12万是“小王自愿给的谢媒礼”。从2018年到2025年，七年时间，小王追讨无果。最终，他在2025年7月一纸诉状，将李某告上法庭，要求返还1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不具备婚姻介绍合法资质，收取费用本身就存在问题。他受托代交20万彩礼，却只交付8万，私吞12万，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返还。因此，小王有权要求李某返还。 另外，按照《民法典》第922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小王把20万交给李某，是委托他转交女方家庭，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李某私吞钱款，违反了受托人的忠实义务，构成违约。 案件中还涉及介绍费问题。农村习俗中确实存在“谢媒礼”，但李某收取5万元显然过高。不过小王父子自愿约定，且李某确实付出了跑腿辛苦，小王也愿意支付。在判决时，法院酌情认定，已付的3万元加上剩余2万元可在12万元中扣除，最终判决李某返还10万元。 这个案件，让人看到的不仅是钱，更是现实矛盾。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父母心急如焚，往往在巨额彩礼压力下病急乱投医。而婚姻介绍市场监管不足，部分媒人钻空子，收取高额费用，甚至截留彩礼，侵占利益。 类似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河南某地，一名媒人虚构女方要价，多收10万元彩礼，法院同样认定属于不当得利，责令返还。江苏也有婚介公司无资质高额收费，被判退还。法律的态度很明确：婚姻介绍需合法合规，彩礼数额必须真实透明，不能成为谋取不义之财的手段。 这起案件也让人思考：为何彩礼总是矛盾的焦点？在一些地方，彩礼金额已经远远超出礼仪范畴，变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对农村家庭而言，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彩礼，往往掏空了全部积蓄。媒人看准这一点，以“女方要价”为由虚构金额，从中渔利。 法律上，彩礼不属于强制性规定，而是习俗。但《民法典》明确要求，民事行为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彩礼数额过高，或以彩礼为幌子骗取财产，均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当得利。这也是司法判决的重要依据。 在小王的案子里，12万的损失最终靠法律追回。但背后的警示更值得注意：婚姻不是金钱的交易，媒人不能凌驾法律，财产往来必须有凭有据。否则，当亲情与信任被滥用，最终只会留下无休止的纠纷。 婚姻大事，本应以感情为基础，而不是以彩礼金额论成败。彩礼可以有，但必须合理透明；媒人可以请，但必须依法合规。在这个故事里，小王赢得了官司，但更深的启示是，父母的婚姻焦虑不应成为别人牟利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