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陈绍禹）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 1934年底，湘江战役，一场惨烈到无法形容的战斗，红军一下子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问题出在哪？ 当时管事的是“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博古是总负责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着实际指挥权。可这位洋顾问，只会纸上谈兵，让红军用两条腿和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打阵地战，结果就是处处碰壁，损失惨重。 队伍里的不满和反思，就像高压锅里的蒸汽，快要顶开盖子了。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算是博古的“搭档”，他开始找王稼祥私下里聊。王稼祥当时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人是躺在担架上的，但脑子却异常清醒。 俩人一对，都觉得这么下去不行，红军得散架。张闻天直接说：“军事指挥还得是毛泽东同志啊！”王稼祥立马点头。他俩又找到彭德怀，彭老总更是快人快语，早就对李德那套不满了。这几位重量级人物，算是形成了最初的核心共识：必须请毛泽东出来，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 你看，任何重大的变革，都不是一个人振臂一呼就成的。它需要一个“气候”，湘江战役的惨败，就是这个气候。它也需要有人在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点炮”，张闻天、王稼祥就是这样的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场会，吵得很激烈，但吵得有章法。 张闻天先是做了个“反报告”，系统地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错误全给捋了一遍，矛头直指博古和李德。然后，毛主席做了长篇发言，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把正确的军事原则和战术思想讲得明明白白，在场的将领们听得连连点头，心里太敞亮了。 接着，就是王稼祥。他虽然身体虚弱，但发言掷地有声，明确支持毛泽东，并且第一个提出要撤销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这句话，分量太重了。毛主席后来多次感慨：“王稼祥是投了关键一票的。” 但是，在这场“风暴”中，真正起到“定海神针”作用的，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什么身份？他也是“三人团”成员，从职务上讲，他对失败也负有领导责任。但他没有推诿，而是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自我批评。更重要的是，他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毛泽东这边，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作为当时党内和军中威望极高的领导人，周恩来的态度，可以说是一锤定音。 最终，会议做了几个关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层，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则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主席进入了常委，也就是当时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核心，中央书记处。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组织程序上合法合规，让他有了名正言顺的最高决策权。但是，他没有马上当“一把手”。党内总负责人换成了张闻天，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过渡。军事上，名义上还是朱老总和周恩来负责，毛主席是“助手”。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个“领导地位”，更多体现在他的思想和路线被全党接受，他的军事指挥权得到了事实上的恢复和尊重。形式上的职务，是慢慢来的。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当了总书记，但他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军事和战略上不如毛泽东。所以，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军事决策上，他非常尊重毛主席的意见。党中央的很多文件，虽然由张闻天签发，但内容大多出自毛主席的手笔。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张闻天坐镇中枢，毛主席运筹帷幄。 这个领导集体，在长征路上，在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37年底，抗战爆发了。王明从苏联回到了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书记处增补了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王明这个人，教条主义思想严重，回来就想争夺领导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想放弃党的独立性。 这段时间，毛主席和王明的路线斗争非常激烈。但经过长征和实践检验的中央领导层，已经成熟多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毛主席的思想，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 到了1943年，局面已经非常明朗。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做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主席拥有“最后决定权”。 最终，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选举产生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史称“五大书记”。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组织上、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成熟，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