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天，抗日名将、国军中将李延年在台北监狱被释放出来，可是被释放出来后的李延年才发现还不如回到监狱里呢，原来他的妻子毕爱慈早已与别的男人同居离他而去，他曾经信任的部下副官处长李荫堂和兵站总监朱功修却把他毕生积蓄全部卷走跑到了国外。 雨还在下，像有人拿钝刀子一点点刮骨头。李延年站在监狱门口，抬头望天，灰得像一块用旧的抹布。狱警把门“哐当”关上，那声音干脆利落，像给前半生盖了个戳：到此为止。他把领口又掖紧些，棉絮硬得像碎玻璃，磨得脖子生疼。街上的人影被雨拉得歪歪扭扭，没一个朝他多看一眼——谁认得这位曾经带着部队在台儿庄跟鬼子死磕的中将？如今只剩一个编号：三七八四。他捏着那张信纸，纸上的字被雨水晕开，淡成一片模糊，像毕爱慈最后留给他的那副笑脸，看着温柔，其实凉透了。 他踩着水洼往“家”走，家在哪儿？理论上在台北县新店溪边，一栋日式木屋，当年他托人置办，写的是妻子名字。脚上的胶鞋是监狱发的大码，走一步“咕唧”一声，像在提醒：别做梦了。走到公馆路，雨小了点，他看见屋檐下缩着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铁皮桶里飘出甜香。他摸口袋，只有出狱时领的三十块新台币，皱得像咸菜干。买了两只红薯，滚热的，烫得他直哆嗦。老头找零时多瞄他一眼：“老兄，刚出来？”李延年没吭声，低头啃红薯，甜得发苦。老头叹口气：“这年头，出来还不如进去，里头起码有口粥。”一句话把他说笑了，嘴角扯到一半，又僵住——里头还有牢友半夜拿磨尖的牙刷柄互捅，就为了半包烟。 走到新店，天擦黑。木屋还在，门口却晾着女人的丝袜和男人的白衬衫，随风晃荡，像两面破旗。他站在篱笆外，隔着雨帘看见屋里亮灯，毕爱慈端着菜从厨房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穿西装的家伙，头发梳得锃亮，伸手在她腰上捏了一把。她笑得咯咯的，眼角挤出两道细纹，那声音李延年熟得很，当年在南京，她也是这样笑，把一杯温过的黄酒递到他嘴边。如今笑声像钝锯子，来回拉他的肋骨。他没推门，转身走了，走出三十步，听见屋里小孩喊“爸爸”，奶声奶气，却不是喊他。 他忽然想起1938年的山东，子弹擦着耳廓飞，他背着受伤的团长爬过三道战壕，裤管里全是血和泥。那时觉得，命可以不要，家国得保住。保来保去，家成了别人的，国成了对岸的。雨又下密了，他走到淡水河边，河水涨得高，黄汤子一卷一卷，像无数张嘴。他把那封揉烂的信掏出来，撕成四瓣，扔进水里，纸片漂两下，被浪头一口吞没。河对岸有对年轻情侣撑一把伞，头碰头分一根烟，火光在雨里一闪，像极了他当年在战壕里给士兵点烟的样子。那时火光一亮，就有人喊“谢长官”，如今没人要他给火，也没人喊他长官。 身上只剩七块钱，他坐慢车去基隆，想找个码头扛包的活。车厢里挤满了湿哒哒的人，一股霉味。对面坐着个穿破旧军外套的小伙子，袖口露出“38”字样，是当年远征军的番号。小伙子看他一眼，低声问：“长官，哪部分的？”李延年喉结动了动，没答。小伙子也不追问，从兜里掏出半瓶米酒，递给他。两人你一口我一口，酒瓶见底，小伙子说：“我打了四年鬼子，回来发现媳妇跟保长跑了，地也没了。现在帮美国佬卸船，一天两块五，活得像条狗，可狗还不会做噩梦。”说完咧嘴笑，笑得比哭都难看。李延年拍拍他肩膀，手掌摸到一把骨头，心里想着：原来不止我一个。 基隆码头比想象更黑，雨夜里吊车像巨型骷髅，一抓一甩，麻包砸在甲板上，“轰”一声，心跳都能给震停。工头叼着洋烟，斜眼看他：“六十岁还扛包？滚！”他站在雨里，背还是直的，可没人要看一个老将的脊梁。他走到仓库后头，找个破油布搭的小窝棚钻进去，里面已经躺了三条汉子，浑身酒味。最里边那位翻个身，嘟囔一句：“别踩我，我昨天刚埋了儿子。”李延年缩在角落，听见雨点砸在铁皮顶上，噼里啪啦，像无数小口径炮。他闭上眼，却看见南京的梧桐树，毕爱慈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在树下转圈，阳光碎在她睫毛上。那时他以为，打完仗就能回家陪她晒太阳，晒到两人都生出老人斑，多体面。如今太阳照在别人的窗台上，他连影子都没地方放。 半夜，窝棚外头突然电筒乱晃，有人吼：“查盲流！”他被人一脚踹醒，胳膊反扭，疼得钻心。警察把他和其他人串成一串，往派出所赶。雨大得睁不开眼，他踉跄一下，膝盖磕在青石板上，血混着雨水往下淌。旁边小伙子低声骂：“老子打鬼子时，你们还在给日本人维持秩序！”警察一枪托砸过去，血顺着额角往下爬，像条红蚯蚓。李延年忽然笑了，笑得肩膀直抖：敢情抗了半日战争，最后成了自家街边的“盲流”。这笑话太冷，冷得他眼泪都冻在睫毛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