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肿瘤科主任的临终自白：别再为 “无效治疗” 掏空家底了 从医三十年，我亲手送走了两千多个癌症患者。直到半年前，我自己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躺在曾经给病人看病的病床上，才敢把憋了一辈子的真话讲出来。 确诊那天我攥着检查报告，指尖冰凉——不是怕死，是突然发现自己半辈子说的“还有机会”，可能全是自欺欺人。老伴没像其他家属那样拉着医生问东问西，她只是帮我把病号服换成家常的衬衫，说“回咱们老院子吧，你去年种的月季该开了”。 我当时还跟她犟：“现在有个新靶点药刚批，我这个型号正好对上。”她没接话，蹲下来给我系鞋带，说：“你忘了李叔？就是那个退休的老校长，他儿子卖了学区房凑钱做CAR-T，结果李叔在ICU插了三个月管子，走的时候连句‘想回家’都没说全。你那时候躲在走廊抽烟，跟我说‘这哪是治病，是遭罪’，怎么轮到自己就转不过弯？” 我盯着老伴鬓角的白发，突然就说不出话了。我当主任三十年，见过太多家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砸锅卖铁，以前我总觉得这是孝心，是医生该配合的坚持。直到自己躺在老院子的藤椅上，晒着太阳喝老伴熬的小米粥，才懂那些所谓的“希望”，不过是用痛苦和家底堆起来的泡沫。 上周李叔的儿子来看我，拎着一罐他爸生前爱喝的茶。他说后来听了我当年的嘀咕，要是再有选择，他一定带爸去看最后一次香山的红叶。现在他每到周末就带孩子去老校长的书房，给孩子讲爷爷当年的故事，孩子还会摸着书架说“爷爷的书好香”。 风卷着月季的花瓣落在我手上，老伴在旁边摘青菜，嘴里念叨着晚上要做我爱吃的烧茄子。以前总觉得医生要拼尽全力跟癌症死磕，现在才明白，最珍贵的不是那些标价几万的药，是能安安稳稳陪着爱的人，度过每一个没有痛苦的平凡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