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22日清晨，赵一曼在珠河县春秋岭小西北沟的农舍中陷入昏迷——右腿被日军七九步枪子弹击穿，碎骨散落于肌肉间达24块。 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股长大野泰治在后来的侵华罪行自供中承认，他当天接收俘虏时，“这个27岁的女人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如枯草，腰下的血迹不断往外渗，连押送的宪兵都不忍直视”。 日军很快查明，这位被日伪报纸污蔑为“红装白马女匪首”的女性，正是“以珠河为中心，组织三万农民抗日的核心指导者”，与赵尚志地位相当。 于是，一场旨在摧毁其意志的酷刑审讯，就此拉开序幕。 最初的刑讯由大野泰治亲自主持，日军先用浸过水的钢鞭抽打全身，重点折磨她受伤的腿和左臂贯通伤。 “鞭痕深达皮下组织，伤口溃烂后流脓，我们故意不做处理，让她在潮湿的牢房里忍受蛆虫啃噬的痛苦。”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档案记载，日军随后动用了十余种酷刑：用烧红的烙铁烙烫胸口、手臂等要害，“烙铁接触皮肤时发出焦糊声，她牙关紧咬至出血，却未哼一声”；将削尖的竹签逐根钉入十指指甲缝，再用力搅动，“指骨与皮肉撕裂的声音清晰可闻，事后她的手指关节永久变形，无法弯曲”；坐老虎凳时，日军在她脚下叠加砖块至五块，“腿部筋骨发出断裂声，她当场昏死，冷水泼醒后仍拒绝招供”；更用辣椒水混合煤油灌腹，灌后用木杠按压腹部，“秽物与血水从口鼻喷涌而出，内脏严重受损，连续数日无法进食”。 大野泰治后来回忆，“每次审讯都像面对一块烧不化的钢铁，她回答问题时更像是控诉，条理清晰地揭露日军暴行，我竟不知不觉成了她的宣传对象”。 日军见常规酷刑无效，于1936年2月将生命垂危的赵一曼送入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并非出于人道，而是“治好伤后继续拷问，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工具”。 负责看守的是南岗警察署警士董宪勋，不久后17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被派来照料，赵一曼通过观察发现，这两个年轻人虽屈身敌营，却藏着未泯的爱国心。 她没有急于策反，而是像对待弟弟妹妹般耐心沟通，先问董宪勋“一个月薪俸多少”，得知仅有十多块钱后，轻声感叹“七尺男儿为区区小钱甘为日寇役使，不觉得可惜吗”，又将日军侵略罪行写成通俗的短文，写在药纸上让他阅读。 对身世坎坷的韩勇义，赵一曼则讲述抗联女战士的欢乐生活，当韩勇义问“共产主义实现后我会是什么地位”，她温和回应“到了山区，你自然会明白”。 经过三个多月的真诚感召，董宪勋和韩勇义决心冒险营救。 韩勇义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两枚金戒指和两件呢子大衣，得钱60元作为经费；董宪勋则秘密定做了一顶轻便小轿，还联系上叔父董广政协助，又雇来一辆白俄司机的出租车，约定6月28日深夜行动。 当晚9时，暴雨如注，董宪勋趁换班间隙，背起虚弱的赵一曼悄悄走出医院后门，韩勇义提着预先准备的衣物和医疗用品紧随其后，后门处松花江大堤的阴影里，白俄司机的出租车早已等候。 白俄司机对车内三人的身份一无所知，只是按约定将车开到文庙屠宰场后方，收完钱便匆匆离去。 早已在此等候的董广政扶赵一曼上了雇好的小轿，五名轿夫抬着她，在暴雨中连夜向宾县抗日游击区赶路。 次日清晨，他们抵达董宪勋的叔父董元策在金家窝棚的家中稍作休整，当晚又换乘村民魏玉恒的马车继续前行。 此时南岗警察署已发现赵一曼失踪，通过审讯白俄司机和轿铺主人，迅速锁定逃亡方向，松本英雄、千叶警官等人立刻驱车追捕，行至中途发现阿什河桥被暴雨冲垮，随即在附近村庄强制征用马匹，改骑马路追击。 6月30日清晨5时许，当马车行至离游击区仅剩20多里的李家屯附近时，日军骑兵从路边田地包抄合围，随后四人全部被捕。 这次被捕后，日军特高课特务林宽重接手审讯，动用了“刚从日本本土运来的新式女用电刑机”。 伪滨江省警务厅档案详细记录了1936年7月25日的刑讯：“电极分别连接乳头、生殖器等敏感部位，电流强度逐步加大，林宽重下令‘不准停，不让她有喘息机会’，拷问持续七个多小时”。 电流击穿身体时，赵一曼全身剧烈抽搐，头发倒竖，皮肤多处炭化，数次昏死过去，日军用盐水泼醒后继续施刑。 林宽重在事后的报告中沮丧地承认：“其意志之坚定，远超任何男性囚犯，酷刑对她已无意义”。 日军还曾尝试拔去她的牙齿、用杠子搓压肋骨，甚至放出狼狗撕咬手臂，但得到的回应始终是“进行反满抗日是我的主义与信念，其余无可奉告”。 而董宪勋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最终因伤势过重去世；韩勇义被日军用炭火烧伤脸部和背部，施用电刑后仍坚称“我盼着抗日战线扩大，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虽被判四个月徒刑后释放，却因酷刑落下终身残疾，1945年年仅29岁便病逝。 1936年8月2日，日军将赵一曼押回珠河，残忍杀害。 日军战犯大野泰治晚年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审讯过无数抗日志士，赵一曼是最让我恐惧的一个——她的身体像苇草一样柔弱，意志却比钢铁还坚硬。我们用尽了人类能想到的所有酷刑，最终只证明了自己的野蛮与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