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因不肯投降，敌人把他带到刑场执行枪决，还打了他5枪，到了半夜，倒在地上的傅有智，却被雨水淋醒了！ 1930年7月21日深夜，厦门港渔行口广场，大雨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地面，冲刷着几具横七竖八的躯体。 如果你当时拿着手电筒走过去，会发现其中一具“尸体”惨不忍睹：身上不仅有被酷刑折磨的旧伤，还有五个弹孔。 子弹贯穿了面颊、擦过了脖颈、打穿了腋下和肩膀，任何一个法医看到这副惨状，都会毫不犹豫地开出死亡证明。 但这具年仅19岁的躯体，在冰冷雨水的猛烈刺激下，竟然睁开了眼睛，他叫傅有智，一个本该在那个夜晚死去的人。 身中五枪而不死，这听起来像是地摊文学里的神话，但在那个混乱的夜晚，所有不合理构成了这个无法复制的奇迹。 我们要感谢那晚行刑的并不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而是一群被临时征召的国民党地方民团，这群民兵既没有杀伐决断的冷酷，也缺乏职业军人的素养。 面对四个“共党分子”，他们内心的恐惧其实并不比犯人少，在那阵乱枪扫射中，他们只想尽快打完弹匣里的子弹，然后回家睡觉。 没人愿意在黑灯瞎火的半夜，去触碰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更没人愿意去“验尸”。 这种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给傅有智一个生存的机会，五发子弹虽然听起来吓人，但全是人体描边：两发擦伤，三发避开了心脏和动脉。 痛醒后的傅有智，展现出了极强的求生欲，他的双手还被绳索死死反绑着，在泥水中，他一点点挪到广场边的墙角。 粗糙的岩石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把绳索在石棱上反复摩擦，手腕被磨得血肉模糊，直到那根绳子终于断开。 第二天清晨，当那群民兵骂骂咧咧地回来收尸时，所有人都傻了眼：地上的尸体少了一具。 这时候，一个比逃犯更可怕的念头占据了民兵们的脑海——上级怪罪，如果让长官知道跑了一个人，这帮民兵谁都别想活。 于是，所有人默契地选择了闭嘴，他们草草掩埋了剩下的三具尸体，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散去。 正是这种为了保命的官僚主义和人性弱点，为傅有智让出了一条没有任何追兵的通道，全城的大搜捕，因为恐惧被压了下来。 但逃出刑场只是第一步，在这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能去哪？傅有智敲开了厦门港附近一位亲戚的门。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半夜开门，看到自家亲戚浑身弹孔站在门口，这是什么样的惊悚片？收留他，意味着满门抄斩。 但这位亲戚做出了那个年代最硬气的选择，他没有把傅有智拒之门外，而是迅速将他拉进屋，清洗伤口，换下那身像靶子一样的血衣。 为了防止天亮后的搜查，亲戚没敢让他久留，连夜将他转移到了野外的一个隐蔽山洞里，随后，亲戚渡海找到了傅有智的三嫂。 没有任何犹豫，这位女性在当天深夜摸黑上山，硬是把重伤的傅有智背回了鼓浪屿的家中养伤，从民兵的枪口，到亲戚的家门，这条生命通道是由一个个普通人的良知铺成的。 回过头看，傅有智的被捕本身就充满了宿命般的巧合，他原本只是去上海运送一批进步刊物，并没有参与厦门本地的武装暴动。 偏偏在他回来的那天，厦门地下党发动了抗议高额盐税的游行，全城军警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 路过现场的傅有智被拦下盘查，随身携带的刊物成了“铁证”，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 在狱中，酷刑轮番上阵，但他愣是没吐露半个字，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在刑场上被打了五枪的年轻人，其实只是一个刚刚归来的交通员。 在鼓浪屿养好伤后，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过一次的傅有智，本可以隐姓埋名，过完余生，但他做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决定：回安溪，继续干。 他回到了那片土地，组织农会点燃了安溪农民运动的火种，他把那条捡回来的命，再次压上了赌桌，1932年，仅仅两年后，22岁的傅有智再次被捕。 这一次，没有暴雨，没有慌乱的民兵，也没有奇迹，但他19岁那晚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奔走的这两年，那五颗没能杀死他的子弹，最终成了他胸前最硬的勋章。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傅有智：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