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演员陈小艺说，很多年前，我跟一个男演员拍戏，这个人其他都挺好，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每天早上的时候，总是不起床，永远都是制片主任去敲他的门，而且要敲很长时间，他才起。 那是个北京极为寻常的早晨，空气里甚至还带着没散去的雾气。但在某剧组驻扎的酒店楼上，数十名工作人员正经历着一种名为“焦灼”的酷刑。 通告单上的集合时间早就过了。为了避开北京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早高峰，统筹特意把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全组上上下下几十号人，甚至包括早就成名的陈小艺，都按时站在了那里。唯独缺了一个人——那位和她演对手戏的男主角。 一个小时过去了。楼上的剧组实在耗不下去，导演无奈挥手，让大伙儿先原地解散休息。有人下楼透气，路过酒店餐厅时，透过玻璃看到了令人血充脑门的一幕：那位声称“在路上”的男演员，正坐在餐桌前，慢条斯理地切着盘子里的早餐，神情悠闲得像是在度假。 这顿早餐昂贵得离谱。它不仅吃掉了一个剧组早晨最宝贵的开机黄金期，更直接导致制片部门不得不连夜填写加班费申请单。大家原本以为那是剧组集体生活的某种默契，直到回到北京，这种对他人的时间毫无敬畏的习惯，终于在商业逻辑的账单上炸开了。 在那位男星因为迟到而被迫请客赔罪、最终不得不改掉恶习之前，剧组已经为他的“慢条斯理”支付了真金白银。 她曾遇到过另一位男演员，到了排练现场，台词念得磕磕巴巴，眼睛离不开剧本。显而易见，此人前一晚并未做好功课。 如此疏忽，想必后续状况难免受其影响，做事还是需提前筹备、用心钻研才是。陈小艺没那个耐心陪太子读书，她当场叫停，转头告诉副导演：“等他什么时候能脱稿了再叫我，我去换衣服。” 这话说得绝情，却极度理性。在一个高度分工的工业体系里，一个环节的螺丝松了，整台机器空转产生的热量和磨损，都在烧投资人的钱。 更有甚者，这些年还有年轻演员理直气壮地要求剧组按他的“生物钟”来排通告，理由是“睡不够演不好”。结果呢？导演没惯着，直接换人。剧组宁可承担换人的经济损失，也不愿留着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 那是拍摄《外来妹》的年代。香港演员汤镇宗，一位在那时绝对算得上“大腕”的人物，通告单上写着早晨5点化妆，他4点半就会出现在那间没有空调、甚至连电扇都不给力的铁皮屋里。 那时候的剧组穷，条件苦，夏天热得人脱层皮，但心是齐的。没有人因为自己是从香港来的、或者自己有名气，就觉得可以让别人等。 这种职业素养的断层，让很多人怀念起真正的“老派”。她太了解孙红雷了，那是一个为了话剧《莲花》里的一句台词，能反复死磕语气和停顿位置的“戏疯子”。 这种人，可能会因为戏琢磨不透而折磨自己，绝不会因为贪睡而折磨别人。 从1991年的铁皮屋到如今2026年标配的保姆车、五星级酒店，硬件设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升级，但某些软性的东西却在以惊人的速度降级。环境越舒服，人的耐受力似乎越差。 这种行业风气的下行，甚至逼得陈小艺不得不亲自下场“教学”。 在拍摄《蔷薇风暴》时，她的儿子刘恒甫因为一场戏反复NG，现场气氛尴尬得能拧出水来。陈小艺没有当众给儿子留面子，也没有盲目护犊子。收工后，她拿自己当年拍《苦菜花》的经验做教材，剖析眼神和情绪的控制。第二天，刘恒甫那场戏一条过。 这就是传承。传的不是资源，是手艺，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底线。 陈小艺是唱川剧刀马旦出身的，17岁就站在了舞台上。舞台是残酷的，大幕拉开，没有NG，没有“再来一条”，更没有剪辑师帮你修补拙劣的演技。你慢了一拍，台下的倒彩马上就会响起来。 正是这种从残酷底层逻辑里爬出来的经历，让她对如今的行业现状感到荒谬。 什么时候开始，准时到达、背熟台词这些仅仅是“及格线”的行为，竟然被包装成了“敬业”？就像一个上班族因为每天按时打卡、没有在工位上睡觉而被老板发奖金表扬一样可笑。 陈小艺这两年接戏少了。她说，不是没人找，是一看剧本、一听阵容，就能猜到这大概率又是一个要耗费巨大精力去协调档期、去等待迟到、去忍受注水的局。 对于一个习惯了精准、高效、哪怕在铁皮屋里也要提前半小时到场的职业演员来说，与其在这些无效的等待中消耗生命，不如索性离场。毕竟，尊重时间，本质上就是尊重生命——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信息来源：《大戏看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