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江苏一小伙接到山区女友电话，女友重病濒死，打电话是跟小伙告别的。谁知小伙不顾家人朋友反对，独自跨越4000公里，将女友从大山接出来到常州看病，虽然二人交往不过3个月，但小伙仍坚持说：“就算全世界都放弃你，我也要救你！” 2019年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有人放了一枝带着水珠的玫瑰，病房里是消毒水味、输液管滴答声和仪器的提示音，那枝花显得很突兀。 对刘欢来说，这还是她第一次收到花；对王健来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朴素也最郑重的一种表达。 这段关系开始得很普通，甚至谈不上牢靠，两个人认识时间不长，前后算起来也就三个月，中间还断联过一段。 按常理，这样的关系很难扛得住现实的重压，更别说扛住重病和巨额医疗费用，但事情偏偏就发生在他们身上。 那年年初，王健接到刘欢的电话，电话里她的状态很差，声音虚弱，表达也很直接：她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像是在和他做最后的道别。 她当时人在偏远地区，病情拖得很重，身体已经瘦得只剩骨架，很多基本动作都做不了，翻身、起身都需要人帮忙。 对一个普通打工人来说，听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往往是害怕、无力，身边人劝“别往里跳”也并不稀奇——不是谁都能承担把一个重症病人，从大山里转运出来、再送进大城市ICU的压力。 可王健没有按“常规选择”走，他没有把这通电话当作结束，也没有只停留在安慰和承诺上，而是决定去把人接出来。 后来他出发的那趟行程很折腾：从江苏到贵州，能坐的交通工具几乎都坐了一遍，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到了后面甚至得换更小的交通方式才能进山。 对他来说，这一路并不浪漫，就是赶路、问路、对接、抱着“先把人带出来再说”的执念。 把刘欢接出来只是第一关，真正把人送进能治的医院，才是更难的部分，刘欢的病情复杂，病历上写着严重的感染和并发症风险，情况随时可能恶化。 对于医院而言，收治意味着高风险和高强度救治压力，所以在辗转求医的过程中，遇到医生谨慎甚至不愿接手，并不意外。 王健做的事情，也谈不上“神通广大”，更多是一次次把材料递出去、一次次解释情况、一次次争取机会，他不是专业人士，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不放弃，继续问，继续等，继续求。 后来常州三院愿意收治，病人也进了ICU，进入ICU后，现实压力变得具体到每天的账单：一天几千元的费用不断往上叠，加上检查、用药、抢救等不确定开支，钱花出去的速度，远远超过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王健的积蓄很快见底，他只能想尽办法周转：能借的去借，能做的临时工作去做，电话一个个打，亲戚朋友一圈圈求。 他每天奔波于缴费窗口、病区门口和各种手续之间，很多时候不是在“等待奇迹”，而是在确保下一笔费用能跟上、下一项治疗能继续。 这期间，医院里也有人看不下去，医护人员自发帮忙，社会上的好心人，也通过网络和线下捐助凑了一些钱，后来医保续保等手续也在协调中打通，资金压力才稍微缓了一口气。 让人意外的是，情况刚稳定一些，王健就主动要求停止继续募捐，他的想法很直白：够用就可以了，不能因为自己遇到难处，就没边界地占用别人的善意，更不能拿超过治疗所需的钱。 他不是不需要帮助，而是对“帮助”这件事保持了分寸感，几个月时间里，别的情侣可能只是吃饭、逛街、争吵和和好，但他们的相处几乎全部发生在医院：探视时间、病危通知、医生沟通、缴费单据、守在门口等消息。 感情在这种环境里很容易崩，能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靠甜言蜜语，而是把“我在”落实成每天都出现、每件事都去扛。 等刘欢的情况终于好转，转到普通病房，王健才把那枝玫瑰拿出来，没有仪式、没有排场，也不是什么“感动全网”的台词，只是很实际的一句话：等你身体恢复，我们就把婚事办了。 对当事人来说，这句话的意义不在浪漫，而在于它把未来重新放回了生活里——不是“活下来再说”，而是“活下来以后我们怎么过”。 这件事之所以让人记得住，核心并不是“花了多少钱”或者“多么戏剧化”，而是一个很朴素的事实：在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退开的时刻，有人选择往前一步，把不确定的风险当成必须承担的责任。 对外人而言，这像是冲动；对他自己而言，这是他认定的事。 信源：贵州都市报《最美爱情：江苏小伙往返4000公里和死神抢贵州女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