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禁锢女性的时代，鼓励寡妇守节，光贞洁牌坊就发了3万6千座。但是在民间，寡妇二婚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令，三十岁前守节，五十岁后不改嫁者，地方要予以旌表，免除徭役。贞节，不只成了道德的象征，还被当作一个家庭的光荣任务来经营。 江西安福县的陈氏就是这个制度下的牺牲品。陈氏年仅十九，夫亡后娘家遭灾，无力抚养她，便想为她再寻婚配。 没想到被乡绅举报，地方县令王鼎竟以“败纲常”为由将她关押，陈氏不堪羞辱，服毒身亡。这事最后闹到《明实录》上，朝廷虽然追责了王鼎，却未废除制度本身。 这种事在成化年间并不少见，福建福清杨氏，因婆家长期施压改嫁，竟在祠堂自焚，邻人联名上书，才算给她讨了个说法。 但朝廷的一纸命令，并不能改变百姓的真实生活。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寡妇带着孩子生存极为艰难。很多时候，不是妇女自己要再嫁，是婆家娘家都盼着她改嫁。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写过一个寡妇王秀娘，聪明持家，生育能力强，丧夫不久就有数家媒人登门，她不仅不急着改嫁，反而慢慢挑选，最后嫁得如意郎君。虽是小说，但取材自现实。 这背后的动因，在于“再嫁”在普通家庭眼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寡妇再嫁，可以让她获得新的经济依靠，对婆家也是减少负担。 而在社会层面，男女比例长期失衡，光棍众多，寡妇成为稀缺的婚配资源。 李贽甚至认为“节烈”之说，是伪儒捏造出来欺骗女性的工具。他公开批评贞节牌坊制度，主张女子也有人性和情感需求，不应强逼守节。李贽因为这些言论遭监禁，最终狱中自尽。 到了万历年间，虽然旌表制度仍然存在，但文人中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汤显祖在《牡丹亭》里通过杜丽娘的爱情呐喊，影射对压制人性的婚姻制度的不满。 而当时不少士人也开始质疑：一个人是否值得因守节而被立碑，又有多少“贞节烈女”是被逼上绝路？ 即便在官场中，也有人不愿将守节看成唯一标准。《明史》记载，吏部尚书蹇义在任时，有寡妇携幼子来访，蹇义感慨其孤苦，劝其改嫁，寡妇却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蹇义没有再劝，只是沉默良久。 不是所有人都能或愿做烈女，更多人只想活下去。 明朝表彰的三万六千座牌坊后面，是三万六千个女人的故事。而未被立碑的女人们，则在现实中写下另一套生存逻辑。 守节是荣耀，也是牢笼；再嫁是选择，也是一种反抗。官府推行的是道德制度，百姓关心的却是柴米油盐。在这两者之间，女性的人生总是被拉扯着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