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不是“奸相”，而是帝制逻辑下的牺牲品｜一位被系统性重构的历史人物 在大众叙事中，“胡惟庸”三字常与“谋反”“专权”“党狱”捆绑出现，仿佛天生就是朱元璋铁腕肃清的对象。但作为深耕明史十余年的研究型博主，我必须说：这种简化，遮蔽了历史最真实的张力——胡惟庸不是昏聩跋扈的权奸，而是一位能力卓著、制度适配却生不逢时的行政首脑，他的覆灭，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次根本性断裂。 胡惟庸并非寒微起家。他早年以“刀笔吏”身份追随朱元璋于和州，历任宁国知县、吉安通判、中书参政，洪武六年入中枢，十年拜右丞相，十三年升左丞相，是明代唯一获正式“丞相”名实兼备者。《明太祖实录》多次称其“综理机务，裁决如流”，洪武前期的重大政务——如盐引制度改革、军户黄册初编、南京宫城营建协调——均有其深度参与。他不是靠谄媚上位，而是凭实效立身。 问题出在制度本身。明承元制，中书省统六部，丞相“掌承天子，助理万机”，本为高效理政设计。但朱元璋晚年对“权归于下”日益敏感。胡惟庸奏事“径行不奏”“先决后闻”，在行政逻辑中属提高效率之举；在皇权逻辑中，却成了“僭越”。所谓“通倭”“通元”之罪，迄今未见原始档案佐证；《明史》所载“云奇告变”等情节，已被王剑、陈学霖等学者考订为永乐后增饰。 1380年正月，胡惟庸被诛，牵连者逾万人；1382年设锦衣卫；1385年颁《大诰》；1390年李善长赐死……这一连串事件，构成朱元璋系统性重构国家权力结构的完整链条。废丞相，非为惩一人，实为削一制——从此“自古三公论道，今何有哉？”（朱元璋语）。 胡惟庸案不是权斗闹剧，而是一场静默的宪制革命。读懂他，才能真正读懂明代皇权的绝对性，以及中国帝制晚期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向。 朱元璋功过 朱元璋传记 明朝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