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王安石被撸了宰相，贬为江宁知府，在江宁干了几年后，感觉心灰意冷，不禁萌生退意。于是便决定回家休养，正在收拾东西时，江宁府一个小吏突然来了！ 小吏来了，带来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安石的反应，他大概率是挥挥手：“知道了，别烦我。” 他真的累了。 退隐后的王安石，在江宁东门外的钟山半山腰买地盖了所房子，取名“半山园”。 这地儿有多简陋？《续建康志》里说，也就“仅蔽风雨”，连个围墙都没有。有人劝他筑墙防盗，他摆摆手。这老头现在只想做个普通人。 这个时期的王安石，画风突变。之前他是那个不修边幅、不洗脸、衣服上有菜汤的宰相；现在他是那个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山野间乱晃的怪老头。 有个特别逗的段子，绝对真实。王安石骑驴出门，如果不带人，这驴走到哪算哪。他经常口袋里揣着十几个烧饼，一边走一边看书，饿了就啃一口。有时候看入迷了，烧饼掉地上，驴也跟着吃一口。最后就是：相公吃烧饼，驴也吃烧饼；相公看书，驴看路。 这种松弛感，是他当宰相时绝对不敢想的。那时候他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是司马光的死磕，是欧阳修的讽刺，是全天下读书人的唾沫星子。 但你别以为他真的放下了。 人总是这样，嘴上说着“归隐田园”，心里其实还在听着朝堂的雷声。 住在半山园的王安石，其实一直在等。等新法的消息，等神宗的回心转意。可惜，他等来的消息往往让他更心塞：以前他提拔的那帮“新党”干将，像吕惠卿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开始互相撕咬，甚至反过来咬他这个老领导一口。 这才是最诛心的。 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了别人升官发财的工具；自己一手提拔的人，最后变成了背叛者。这种痛苦，比司马光的反对还要猛烈一万倍。 在江宁的日子里，有一件事必须得提，那就是苏东坡的来访。 这绝对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顶级的一次会面，堪称“火星撞地球”。 想当年，苏东坡可是反对新法的急先锋，被王安石一脚踢出京城。虽然“乌台诗案”时，王安石在这个已经退休的档口，还是仗义执言，说了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救了苏东坡一命。但两人在政治上，那是绝对的死对头。 元丰七年，苏东坡路过江宁，专门去拜访王安石。 见面的场景很有意思。王安石穿着一身布衣，骑着那头标志性的驴子到江边接人。苏东坡赶紧从船上下来，连衣服都来不及换，慌忙作揖说：“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哈哈大笑，回了一句足以载入史册的话：“礼岂是为我辈设？！” 这一刻，什么新法旧法，什么宰相囚徒，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两个绝顶聪明的文人，在文学和人格上的惺惺相惜。 他俩在半山园里住了快一个月，一起游山玩水，谈诗论道。苏东坡劝王安石：“您这么大岁数了，别总琢磨那些国家大事了，写写诗多好。”王安石也感叹：“这几百年，也就出了你这么一个苏子瞻啊！” 这是大宋最温暖的一个瞬间，也是最悲凉的一个注脚。 为什么悲凉？因为这两个大宋最聪明的大脑，终究没能联手把这个国家从泥潭里拉出来。一个太理想主义，想用雷霆手段改造社会；一个太文人意气，总觉得祖宗之法不能轻变。 他们都没错，错的是那个积重难返的时代。 1085年，神宗驾崩，年仅38岁。那个曾经想做千古一帝的年轻人，在对西夏战争惨败的打击下，郁郁而终。 紧接着，保守派卷土重来。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拜相。 司马光这老爷子也是个狠人，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新法”。不管好的坏的，只要是王安石搞的，统统废除。连苏东坡都看不过去了，说：“免役法其实挺好的，不用全废吧？”结果被司马光一顿臭骂，苏东坡这才发现，旧党这帮人搞起政治迫害来，比新党还狠。 躺在病榻上的王安石，听到这些消息，是什么心情？ 史书上说他“无一语以自辩”。 没必要了。 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孤独离世，享年66岁。而在同一年，司马光也死了。 这就像是一场宿命的终结。大宋最杰出的两个政治家，斗了一辈子，最后谁也没赢。新法废了，旧法恢复了，但大宋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国库依然空虚，军队依然软弱，党争反而愈演愈烈，直到几十年后的靖康之耻，金兵南下，北宋灭亡。 那个在江宁小吏面前淡然收拾行李的背影，那个在钟山骑驴吃烧饼的老头，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句，更是一个孤勇者面对庞大旧世界时，那种虽然失败但绝不低头的倔强。 小吏带来的文书终会发黄碎裂，但王安石那股子想为天下苍生变法的精气神，却硬生生地在历史的长河里，砸出了一道深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