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女匪首吴珍子在甘肃被俘，面对审问，她红着眼，对审讯人员说：“实不相瞒，我原来也是红军！” 一九五零年，甘肃一处临时看押点，屋里潮冷，灯光发黄。 解放军三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团政委任学耀把人带进来，桌上没摆什么，军帽搁在手边，帽檐那颗红五星却格外亮。 女俘一抬眼，像被细针戳到，肩头一缩，脸上掠过羞愧和悲痛混在一起的神色，连呼吸都乱了半拍。灯罩里有飞蛾撞来撞去，扑的一声闷响。 任学耀按规矩开口，问姓名、年龄、籍贯。女人带着四川口音，答得快：吴珍子，四川巴中人。 屋里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四川妹子，怎么跑到甘肃当土匪？话刚落地，吴珍子像被扯开旧伤口，哇地哭出声，扑通跪下，嗓子发哑：莫要问咯，你枪毙我吧，我有大罪。 任学耀没拍桌子，也没骂人，只把话说得稳：交代清楚，定罪要慎重，能宽大就宽大。 吴珍子摇头，哭得直抖：别人兴许能宽大，我没资格。任学耀追问缘由。她抬起头，眼圈红得发亮，吐出一句让人背脊发紧的话：实不相瞒，我原来也是红军。 这句像石头砸进水缸。吴珍子被抓时已是马家军的中尉女军官，战士眼里自然是女匪首。 提到马家军，西北地面上多少人牙根都咬紧。旧中国军阀遍地，西北更是几股凶悍武装盘着，甘马青马各有山头，马步芳的青马名声最坏，排外、狂妄、手段狠。 长征走到尾声，红军组织西路军，想打通新疆通往苏联的通道，路要穿过马家军统治区。马步芳立刻派重兵围剿拦截。西路军刚从长征苦海里爬出来，减员严重，枪弹粮食都紧，指挥上又出了失误，兵败来得又急又狠。 许多战士倒在河西走廊，被俘的官兵遭受凌辱，这笔账压在记忆里，怎么擦都擦不掉。 解放战争打到大西北，一野负责解放这片土地，马家军一度也让一野吃过苦头。那股战斗力不弱，靠民族宗教撑起一股硬劲儿，外人难插针。 大势压下来，马家军还是顶不住，战场上被消灭的被消灭，剩下的四散藏进民间。新中国成立后，藏匿势力贼心不死，时不时发动叛乱，剿匪成了建国初期最费劲的活之一。 任学耀审的这名女俘，就落在这种年月里，处理轻了不行，处理重了也不敢草率。 审讯屋里有人忍不住嘀咕，觉得她是在编瞎话，想求活命。吴珍子听见这话，脸一下白了，嘴唇抿得发青，像吞了沙子。她说自己不怕死，怕的是被当成叛徒，怕那颗红五星再也不认她。 任学耀听得出来，这不是讨巧的话，倒像一个人把烂在心里的疙瘩硬掰开给人看。 她讲西路军转战时，女兵背着药包和枪，腿上磨出血泡也不敢停，粮袋瘪得像干葫芦，夜里啃几口硬馍就算一顿。被俘那天，她身上只剩几颗子弹，耳边全是喊杀声，后来只记得尘土呛进喉咙，眼前一黑。 吴珍子讲自己的来路，声音断断续续。她自幼被卖去做童养媳，日子像被压在石磨下。红军来到后，她跟许多受压迫的女子一道参军，走过长征，后来进了西路军，在妇女团当过排长。 仗打到弹尽粮绝，她和女战友拼过，终究还是被马匪俘虏。 俘虏营里出过一桩狠事：敌军一名参谋长见她年轻有几分姿色，起了歪心。 吴珍子个子瘦小，性子却烈，宁死不从，抄起大烟枪把对方的脸烫伤。参谋长暴怒，毒打一顿，下令把她关进柴房。半夜看守松了口，她趁乱逃脱。 逃出去后，她一路靠乞讨摸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说明身份和经历，请求归队。 门槛却卡得死。队伍纪律严，被俘或中途脱离的人，没有可靠证据证明没叛党变节，想回去没那么容易。吴珍子当场心寒意冷，只能凄然离开。 她打算沿着长征走过的路回家，半道又撞上马匪武装，再次被俘。 这回她像把气泄光了，没再拼命反抗，被招进队伍当卫生女兵。她咬牙学医，越学越精，成了马家军的女军医，军衔升到中尉。 任学耀低头记笔录，笔尖划纸沙沙响。 他心里清楚，纪律像尺子，不能随便弯；人命又像水，堵得太死会泛滥。 吴珍子跪久了膝盖发抖，也不敢起身，只把手攥成拳，指节泛白。屋外站岗的战士踢了踢地上的碎石，没吭声，气氛沉得能压住嗓子。 任学耀没只听她一张嘴。他派人多方打听，又从老百姓口中了解她在马匪中的过往。 乡亲说她没什么恶迹，倒常凭医术给人看病，口碑还行。任学耀把这些情况连同她自述的身世一并上报，请求组织区别对待。组织综合考虑后给出处理意见：妥善安置。 吴珍子后来成了新中国的一名医务工作者，离开了匪窝，也离开了那间冷屋子。 她被带走那天，院子里风大，吹得人脸生疼。 她把衣领拢紧，脚步踩在土上，印子浅浅的。红五星在任学耀帽檐下闪了一下，又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