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奕劻想象成一个特别精明的“职场老油条”。他出身其实不咋样，家道中落，穷得要靠变卖家当过日子。但他有个绝活：特别会看人脸色，尤其是会猜慈禧太后的心思。 他因为字写得不错，成了慈禧的“御用笔杆子”，帮忙写写画画。这活儿让他天天在领导身边，把慈禧的喜好摸得门儿清。慈禧随口一提的小事，他能当成圣旨去办；逢年过节，搜刮一些稀奇古怪的宝贝送给慈禧，博得慈禧满心欢喜。就这么着，一个没什么治国大才的人，硬是靠“贴心服务”，混成了慈禧最信任的皇族，最后坐上了大清宰相（首席军机大臣）的位子。 奕劻脸上总挂着一种圆滑而谨慎的笑容，见人先笑三分。在慈禧面前，他永远是微微躬着身，说话轻声细语，眼神里满是恭敬和揣摩；可一转脸对着下面求官的人，那笑容就变成了居高临下、待价而沽的深沉。 权力一到手，他的贪婪就彻底藏不住了。他家那座气派的庆王府，直接成了当时全中国最顶级的“官位专卖店”。里面每个官职都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 · 想当中央部长（尚书）？六十万两白银，不议价。 · 买个地方官（道员）当？两万两起步。 · 就连出使英国这种“外交官”的美差，也得花两万五千两才能买到。 这生意做得太火，他还专门搞了四本账册，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福、禄、寿、喜”，用来分门别类地记账： · 送一万两以上的“VIP客户”，名字记在“福”字册里。 · 送五千两的，记“禄”册。 · 哪怕只送了一百两银子的“小客户”，也给你记在“喜”册上，绝不漏掉任何一笔“情谊”。 深夜，在王府书房，奕劻会戴着老花镜，就着烛光，亲自核对账本。他颤动的手指划过一个个名字和数字，嘴角露出满意的微笑，那神情不像在治国理政，倒像一个盘点收益的商铺大掌柜。 他捞钱的花样多得很： · 过个生日，直接收现金五十万两，礼物堆成山，价值百万。 · 他老婆也有招，找官员太太们来家里打麻将，三天就能“赢”走三十万两，其实都是变相送礼。 · 就连他家看门的门房，每年收的“进门费”都能有几十万两，奕劻还要从中抽成，真是一点“小钱”都不放过。 光卖官还不够，国家的大工程、借的外债，都成了他的“提款机”： · 修铁路向英国人借钱，原本325万英镑，大清国库只拿到200万，其中30万英镑（相当于几百万两白银） 直接进了奕劻的腰包。 · 就连给慈禧修颐和园新院子、办慈禧和光绪的丧事，他都要从工程款和丧葬费里狠狠抠下一大块。 他知道这些钱来路不正，所以很早就开始往国外转移财产。从1904年起，他就把大笔大笔的黄金、英镑存进英国的汇丰银行。一次存120万两黄金，能把银行经理吓一跳。他还很“专业”地分散风险：一部分存香港，一部分存伦敦，甚至还找外国律师搞了秘密信托，确保子孙后代都能稳稳拿到钱。 到清朝快完蛋的1911年，他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700多万英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同时期，大科学家达尔文在伦敦买一栋带大院子的豪华别墅，才花了2000英镑。奕劻的钱，能买3500多栋这样的别墅！放在今天，就是两百多亿的天文数字。 当革命风声越来越紧，京城达官贵人惶惶不可终日时，奕劻或许反而有一丝隐秘的安心。他袖子里揣着外国银行的存款凭证，仿佛揣着另一个世界的通行证。他看着紫禁城的方向，眼神复杂，但摸到怀里硬硬的凭证，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稳如泰山的踏实。 1917年，清朝灭亡好几年后，他在落魄中死去。连最后被他“坑”了的末代皇帝溥仪都恨他入骨，本想给他一个“丑”、“缪”之类的大坏蛋称号，最后勉强给了一个含糊的“密”字（有“追补前过”的隐晦批评意思），可见他名声有多臭。 奕劻这个人，就像一棵寄生在即将枯死的大树顶端的藤蔓。他极尽所能地吸收着大树最后的养分（国家财富），却丝毫不关心大树死活，早就为自己备好了退路（海外存款）。他的故事，活生生地告诉我们：当一个王朝最重要的支柱，不是栋梁，而是蛀虫时，它的倒塌，就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