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三月初六夜，湖北襄阳军营，李自成举杯向罗汝才敬酒时，这位绰号“曹操”的起义军二当家不会想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杯断头酒。 这场内讧不仅改变了两人的命运，更改写了明末农民起义的走向。 李自成虽除掉了心腹大患，却也为大顺政权的迅速覆灭埋下伏笔。 在明末农民起义军中，李自成和罗汝才本是并肩作战的兄弟。 这个罗汝才绰号“曹操”，起义时间比李自成还早，是义军中的老资格。 而且他足智多谋，用兵狡黠，在军中威望很高。 崇祯十四年，罗汝才与张献忠不合，转而与李自成合营。 当时两人约定：破城后财物李六罗四分成。 而李自成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则自称“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 这一“奉天”一“代天”，一为“大元帅”一为“大将军”，地位高下已现。 联军势如破竹，先后攻下洛阳、襄阳等重镇。 而且在柿园之战中，罗汝才从侧翼猛攻孙传庭，帮李自成实现逆转胜。 然而这对组合看似牢不可破，却暗藏裂痕。 性格上，二人截然不同。 李自成生活简朴，“不喜好声色”，与士卒同甘共苦。 罗汝才则热衷享乐，营中养着众多歌姬，每次攻下城池都要搜罗美女。 而李自成曾私下讥讽他为“酒色之徒”。 随着势力扩大，李自成的野心不再满足于做流寇首领。 他想要建立政权、称王称帝，这就需要整合各路义军，实现权力统一。 然而罗汝才流寇思想严重，习惯自由散漫，不愿受约束。 再一个他没有称王野心，也不想帮助李自成实现野心，只想维持现状，过一天快活日子是一天。 这种政治理念的差异成为两人关系的致命伤。 李自成需要绝对服从，而罗汝才却难以接受从平起平坐的兄弟变成上下级关系。 明朝官员的离间计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河南巡抚派人混入农民军，在罗汝才营中制造叛变假象。 而且他故意在部分战马身上烙上“左”字，然后向李自成告密，诬陷罗汝才与明将左良玉暗中勾结。 尽管这些离间手段并不高明，但在猜疑已生的环境中，它们像毒草一样在两人关系中蔓延。 那天李自成设宴邀请罗汝才和革左五营首领贺一龙。 贺一龙绰号“革里眼”，是义军中的重要将领，与罗汝才关系密切。 李自成谎称要商议进攻武昌的计划。 而罗汝才察觉气氛异常，托病未赴宴，这个贺一龙不疑有诈，欣然前往。 酒过三巡，贺一龙已酩酊大醉。 李自成见时机成熟，命伏兵将其拿下，就地处决。 在杀掉贺一龙后，李自成一不做二不休，决定趁热打铁，解决罗汝才。 第二天李自成亲率二十精骑，突袭罗汝才大营。 他们谎称有紧急军情，骗过守卫，直入罗汝才帐中。 此时罗汝才刚刚睡醒，见李自成带兵闯入，心知不妙。 还未等他反应，李自成的手下已一拥而上，将其乱刀砍死。 就这么着这位纵横沙场十余年的“曹操”，就这样稀里糊涂送了性命。 杀死罗汝才后，李自成迅速控制局面。 他召集罗部将士，宣布罗汝才“通敌叛变”，罪有应得，并表示对其他人既往不咎。 为安抚军心，李自成还表演了一出戏：他亲自为罗汝才披麻戴孝，以隆重礼节将其安葬，并承诺善待罗的子女。 而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暂时稳定了局势。 然而，仍有部分罗汝才的旧部不愿归顺。 杨承恩、王龙等将领带领亲信投奔明军。 李汝珪则率数百骑兵投降左良玉。 这些人的离去，也间接的削弱了农民军的实力。 经此一役，李自成基本统一了农民军指挥权，再无足以挑战其权威的势力。 而短短一年后，他便攻入北京，推翻明朝。 然而，内部裂痕已难以弥合。 李自成除掉罗汝才，短期内确实巩固了权力，但从长远看，这场内讧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因为它开创了内部清洗的恶例。 再一个罗汝才的旧部心怀芥蒂。 最重要的是，这场内战让其他义军领袖心生警惕。 张献忠得知消息后，立即与李自成划清界限，转而独立发展。 农民军力量更加分散，难以应对后来的局势。 李自成虽然善于打仗，却缺乏政治远见。 他只看到眼前权力集中的好处，未能预见内部破裂带来的长远危害。 一年后，当他兵败山海关，仓皇退出北京时，不知是否想起襄阳那个流血的清晨。 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遇难，大顺政权土崩瓦解。 回头来看，襄阳内讧已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转折点。 权力使人盲目，李自成在清除潜在威胁的同时，也摧毁了自己事业的基础。 而真正的强者，不是消灭对手，而是化敌为友。 历史没有如果，但当我们重读这段兄弟阋墙的往事，仍不免思考：若李自成有容人之量，若罗汝才有进退之智，明末农民起义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主要信源：（《明史》《绥寇纪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