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得水，开国大校，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春季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名于作海，1906年5月22日生于山东省文登县洛格庄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现属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洛格庄村】。 一九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文登县洛格庄村，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里，生下了于作海。 后来人人喊他于得水。那地方如今叫威海市文登区葛家镇洛格庄村，地名换了牌子，村口那股风还是老味道。 家里弟兄六个，他排老五。 日子紧得像麻绳，三个哥哥先后夭折，这不是“命苦”两个字能糊弄过去的事，是屋里一盏灯刚亮就被吹灭，连叹气都得省着点。 十五岁那年，租息交不上，县衙一句话，他父亲就被监押。 家里乱成一锅粥，二叔上吊，祖父母、长兄、弟弟也先后冻饿而死。接连失亲，把他对旧社会的愤恨一点点压出来。 十八岁，他去拜师学武，练出一身功夫。 乡里人记得的不是他爱摆架子，是他见不得穷人挨欺负，遇到不平就要出手。那种性子，像石头子儿，硬，硌人，也撑人。 一九三三年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手上不再只握拳头，开始拉起十多人的武装，在文登、牟平、海阳一带悄悄活动。宣传党的主张，盯着地主和反动军警的武器下手，能夺就夺。 官衙、地主恶霸把他当眼中钉，抓不到人就下黑手抓家属。 他父亲、妻子被酷刑弄得致残，母亲被打死，五岁的孩子也因为被打和惊吓而死，几乎家破人亡。换别人，怕是早就一头撞在仇恨里出不来，他偏偏把这口气硬生生咽下去，带着队伍躲进昆嵛山，继续搞武装游击。话说回来，能把私仇塞回胸口的人，心里那盏灯不太容易灭。 一九三五年底，他参加“一一·四”暴动，任东路三大队大队长。 两天一夜奔袭一百五十公里，脚底板不磨烂都算奇迹。队伍不歇气，接连奇袭多个国民党镇公所、盐务局，缴获长短枪八十多支、大刀五十多把、土枪三十多支、子弹两千多发。这些数字在纸上看着冷冰冰，放到当时就是命根子，有枪才敢抬头，有子弹才敢硬扛。 暴动失败后，他带着仅存的三十多人又回到昆嵛山区，山高路险，藏人也藏心。 他们在地势险峻的“老蜂窝”办训练班，政治、军事都练，队伍边打边长，盐政所、警察局常挨揍，地主恶霸也不再能随便抬手打人。 有一回战斗，于得水腰部两次中弹，伤口后来恶化，他让队员拿剃头刀子割开伤口把子弹取出来。刀子贴肉那一下，谁看了都得倒吸凉气。 昆嵛山红军游击队被抬到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江北除了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外，这支队伍几乎算是仅存的一支红军队伍。它没被消磨掉，反倒成了天福山起义的骨干。周恩来总理那句评价也被写进来，说刚到延安就知道昆嵛山，知道于得水。 一个地方武装头目能让延安听说，靠的不是传说，是实打实的存在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天福山起义仪式上，第四届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第三军第一大队的军旗授到于得水手里，旗一到手，他掏出手枪向空中连发三枪。那三枪像把人心里一团火点着。 他当场说的话，意思是命是群众给的，能活下来靠群众保护，鱼离不开水，他这条“鱼”也不能离开“水”，改名于得水。起名这事看着小，放在那一刻就是立誓，告诉大家他站在哪边、靠谁活、替谁拼。 那支队伍后来发展到三千多人，被说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第四十一军的源头部队，根从哪里来，交代得清清楚楚。 到一九四三年，于得水任胶东军区副司令，胶东军区司令是许世友。两人都习武，一个少林出身，一个少年练功，两股劲儿碰到一块儿，惺惺相惜。 有个很有人味的细节，于得水受伤，许世友亲自跑去看他，还陪了整整三天。 军中情分不靠嘴甜，能陪三天，说明心里真把对方当自家人。抗战时期，他在胶东被叫作“孤胆英雄”，跟日伪军打了大大小小百余仗，率队解放烟台，收复崆峒岛。一九四五年，他率部收复崆峒岛的事被单独点出来，像一枚钉子钉在时间里。 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又率部南下剿匪，屡建奇功。军旅生涯到了新阶段，刀口舔血的日子没立刻停。 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 过了些年，一九六一年八月转业到安徽省民政厅任副厅长。枪声远了，公文多了，人的骨头还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于得水离世，六十一岁。很久以后，二零零五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为他铸起半身铜像。 二零零八年一月，中央电视台《军事纪实》播出《烽火天福山》，又把他的事迹讲给更多人听。赖少其写诗悼念，诗里提到他胸膛像石壁、弹孔遍布的那种倔劲儿。 迟浩田、李耀文也为他题词。铜像立在山坡上，风吹过青松，影子落在地上，像一个老兵站得笔直，没打算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