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因会议机密被泄露，蒋介石大怒，让秘书长吴铁城彻查此事，沈安娜知道后，主动去找吴铁城，说：“我有一个线索！”吴铁城听后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抬眼看着沈安娜，语气里透着一丝疑惑：“什么线索？你说说看。”沈安娜走近一步，压低声音：“昨天下午会议结束后，我在楼道里看到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拿着会议记录。” 这个标题描述的事件发生在1946年春季，当时国民党正处于从抗日战争转向全面内战的关键阶段。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国共双方表面上还在谈和，但国民党高层已经明确把工作重心转向军事准备。 3月到4月间，国民党连续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防委员会会议、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等几次重要会议，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如何利用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争取时间，大规模向东北、华北等地调兵，准备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沈安娜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速记员，几乎参加了所有这些高层会议的记录工作。她和丈夫华明之密切配合，把会议涉及的兵力部署、作战方向、后勤安排等核心内容整理出来，迅速通过地下渠道送往中共南方局。 周恩来看到这些材料后评价说情报来得及时、内容准确，对中共中央制定应对策略帮助很大。中共中央随后通过各种渠道公开揭露国民党一边谈判一边备战的真实意图，这让蒋介石非常被动。 蒋介石发现自己开的小范围绝密会议内容这么快就传到外面，气得直接拍桌子，把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叫过去，限期三天查出是谁泄的密，否则拿吴铁城是问。 吴铁城当时压力极大，国民党内部已经人人自危，互相猜疑，机要处和秘书处的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 沈安娜得到处长张寿贤私下透露的消息后，决定主动出击，把调查方向引开。 她找到吴铁城，提出一条线索，说会议结束后她在走廊看到《中央日报》一名记者行为可疑，似乎接触过记录稿，还提到深夜加班时闻到档案室附近有雪茄烟味，而那种雪茄是军务处几位参谋常抽的牌子。 这条线索一抛出去，吴铁城立刻把注意力转向军务处那几个人，调查重点就这么被转移了。几天后，案子在各部门互相推诿中草草收场，沈安娜本人完全没被怀疑。 这件事其实是沈安娜长期潜伏生涯里一次比较典型的危机处理。她从1935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工作，到1946年已经十一年。 起初在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后来通过朱家骅的关系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办了所谓“特别入党”，党证带“特”字，在国民党内部算是有背景的人。 她业务能力强，字写得好，为人低调，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乱说话，表面形象就是老实本分的速记员。加上她跟朱家骅、宋美龄、于右任这些高层有工作交集，保护色涂得很厚，特务查到她头上也从来不敢深挖。 1946年那次泄密风波过去没多久，国民党还是在6月正式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接下来的几年，沈安娜继续在蒋介石身边做速记，记录他一次次军事会议上的部署和情绪变化。 这些情报很多时候上午开完会，下午或晚上就到了延安。蒋介石最恼火的几次，一是1947年整编74师被歼灭后他在中央训练团讲话时情绪失控，二是1948年几次会议上他开始流露出对战局的悲观，这些内容都通过沈安娜及时送出，对解放军掌握敌情变化起到了作用。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组织通知沈安娜和华明之撤离。华明之先带着孩子去了上海，沈安娜坚持到4月才以探望孩子为由离开南京。 5月上海解放后，夫妇俩正式归队，中共中央调查部发了嘉奖电报。后来他们一直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到1983年退休。沈安娜2010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蒋介石那边直到1950年退到台湾地区后，才从毛人凤的情报里知道沈安娜的真实身份。据说看到报告时他差点站不稳，因为这意味着他身边十一年，所有重要会议的内容基本都掌握在对方手里。 国民党后来在台湾地区把防务部门叫防务部，跟大陆的叫法不同，但那已经是另外的故事了。 整个事件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看，其实反映了国共内战前期情报战的白热化程度。国民党有中统、军统两大系统，抓人、刑讯手段都很狠，但偏偏在最高层核心圈里出了这么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而且安然撤出，这在情报史上是很少见的案例。 沈安娜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胆识和业务能力，主要靠的就是严格的纪律、严密的配合机制和一层又一层的保护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