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钱大钧追求欧阳藻丽，遭到她父亲反对。 老头把红木椅拍得震天响：“我欧阳耀如在同盟会扛枪时，他钱大钧算个什么东西？”可上海百乐门的水晶灯下，穿月白旗袍的欧阳藻丽正对着这位黄埔将军笑，手里还转着杯香槟。 那年春天的百乐门，舞池里都是西装旗袍，钱大钧的军装显得有些扎眼。 他刚在角落坐下，欧阳藻丽就端着酒杯走过来，鞋跟敲在地板上嗒嗒响。 “听说将军打枪准？”她把酒杯往桌上一放，“敢不敢跟我赌一把，谁先踩到对方的影子？”音乐起时，她的裙摆转成朵花，钱大钧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一刻，比打胜仗还心慌。” 欧阳耀如的反对理由能说上三天三夜。 老头是老同盟会会员，见过太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戏码，总觉得穿军装的都是“兵痞”。 更要紧的是，欧阳家的纱厂、银行都在上海，工商资本和军事集团走太近，在1927年的上海，就像抱着炸药睡谁知道哪天会被“保护”成自家产业。 秋天的时候，欧阳藻丽消失了。 欧阳耀如报了警，巡捕房查了三天，才在吴淞口的小火轮上找到人。 姑娘身边站着钱大钧，还有个拎着皮箱的小姑娘，是她三妹欧阳生丽。 《申报》社会版登了条“将军偕名媛赴沪郊”的短讯，字里行间都是“抢亲”的暗示，可没人敢写全名毕竟钱大钧那时已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 九年后的夏天，欧阳藻丽躺在上海宏恩医院的病床上，肺痨咳得整宿睡不着。 她把钱大钧叫到床边，从枕头下摸出张纸，是请律师拟的遗嘱。 “我要是走了，”她声音轻得像羽毛，“让生丽嫁你，她性子软，能帮我照顾孩子。”钱大钧攥着那张纸，钢笔尖把纸戳出个洞那支钢笔还是当年百乐门跳舞时，他送给她的礼物。 没想到欧阳藻丽后来好了。 可家里的气氛变得奇怪，钱大钧在南京任职时，总让副官把文件分两份寄，一份给上海的欧阳藻丽，一份给苏州的欧阳生丽。 有人说这是“一妻一妾”，可按民国《民法》，重婚是犯法的。 欧阳藻丽没闹，只是把那支钢笔收进了红木匣子，再也没拿出来过。 1949年春天，钱大钧接到去台湾的命令。 他在码头等了两天，欧阳藻丽没来，只托人送来个包裹，里面是那支钢笔，还有张字条：“照顾好生丽。”船开时，欧阳生丽站在甲板上哭，钱大钧望着越来越小的上海外滩，想起二十多年前百乐门的那个晚上，姑娘转着裙摆问他敢不敢赌，原来有些赌局，一开赌就是一辈子。 百乐门的灯后来灭了，那支钢笔据说被欧阳生丽带去了台湾。 去年台北故宫办民国文献展，展柜里有张泛黄的字条，是欧阳藻丽写的：“乱世里的感情，别求圆满，求个不散就好。”字里行间，都是那个年代里，普通人在命运里挣扎的样子不伟大，却真实得让人心头发酸。
